由于温总理的引用，舒尔茨的那句名言在国人中传颂：“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依照同样的逻辑，此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提出了“平民教育学”的说法，而今更进一步，干脆提出“穷人的教育学”，总理对于中国教育的忧虑可见一斑。

　　在“穷人的经济学”里，温家宝总理曾把穷人比作一个舰队中航行最慢的船只，“一个舰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如果我们改善了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

　　从“穷人经济学”到“穷人的教育学”，让我们看到一个大国总理对贫困家庭面临问题的重视。

　　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刚取得一些成就，一些专家学者就不顾国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现实，鼓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致使教育产业化步伐在短短几年内越走越快。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结果，自然是违背了“穷人的教育学”，上学贵、上学难，也成了人们议论最多、反响最大的问题。

　　就在9月6日，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还表示，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目前各类学校的2．4亿名在校生中，约有五分之一在求学道路上遇到经济困难。

　　对于教育产业化，经济学家多从专业角度出发，认为我国教育投入远远不够，将产业化引入教育领域，不仅可以摆脱教育经费捉襟见肘的窘境，而且能够开拓教育发展的新领域，拉动经济，改变中国老百姓不愿花钱的习惯。中国老百姓收入差距悬殊，高学费在一些人身上还能承受，但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可能就是负担。说到底，这是忽略了“穷人的教育学”。

　　教育部部长周济曾明确提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教育要产业化。但地方政府让教育创收、从教育中提取收益的例子却不少。据报道，国内有一位市长曾明确表示，对高中阶段教育，今后政府不仅要“断奶”，还要让学校创收，向财政交钱；某中学为完成镇政府下达的“创收任务”47万余元，不得已向学生乱收费，等等。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教育是完全市场化的。即便在一些发达国家，尽管人均收入已经相当高，教育依旧是国家义务。资料显示，我国每年的教育投入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6％的标准；政府投入只占学校开支的53％，其余费用由学生负担。显然，政府加大投入，是解决穷人上学的关键。

　　从更广泛意义上说，降低教育成本和提高教育质量，正是教育者责任心、爱心的一种体现。降低教育成本，意味着节约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资源运行效率，并降低受教育者的学费支出；而提高教育质量，则会给受教育者更大的教育回报。对于贫困家庭学生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制度建设与教育者的爱心，是相辅相承的。缺乏制度保障，教育者的爱心，无法解决很多现实的困难；而没有教育者的爱心，即便有制度的支撑，也会使教育变调，使帮困缺乏人文关怀。在国家每年用500亿元进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整体政策中，如果相关的制度能更完善，我们就会离“穷人教育学”更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