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资本”的关系中理解和谐

　　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关于和谐社会的阐释是从生产关系角度展开，即和谐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和谐。而在生产关系中，作为特定社会形态的基本生产要素之间、这些要素所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地位是否处于和谐状态是决定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

　　这种对和谐状态的理解，与马克思揭示“劳动-资本”对立关系的逻辑一样，异曲而同工。例如，马克思认为，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贫困、对立等不和谐现象，不能仅仅停留在无产与有产之间的对立上，只有上升到“劳动-资本”对立的层面，才是达到科学的理性的认识高度，即“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同样，按照这一逻辑理解和谐概念，也须从“劳动-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的内在结合上来把握，才能体现出马克思和谐社会观的本质。所以，科学把握“劳动-资本”关系，是理解人类工业化阶段社会和谐的关键。

　　当前“劳动-资本”关系呈现新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通讯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信息化与工业化在发展阶段上出现并存或重合，企业在组织结构以及劳动过程等多方面均表现出与传统的工业化所不同的特点，如企业组织扁平化，发展模式小型化、分散化等趋势。劳动力就业的模式也随之呈现出新的特点：从场所上看，劳动力就业在受资本积累影响继续存在集中的同时，在一些行业出现了分散化趋势；从时间上看，劳动力在与资本要素结合的过程中，开始由终身就业转变为阶段性就业；从状态上看，劳动力由岗位相对固定的就业模式转变为职业升级的流动就业模式，而且在企业内部表现出“哑铃型”的劳动力分布结构，即企业中间生产环节部分的工人大幅减少，劳动力向前后两头的研发和销售服务部门延伸。这些现象与当代技术进步紧密相关，表明与传统工业化对应的“劳动-资本”结合模式正在发生蜕变。

　　劳动的性质与劳动者群体重新发生分化。在信息化大背景下，与传统工业社会相对应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内部分工，越来越难以反映当代劳动者在质上的差异，脑力劳动者群体越来越庞大。正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言：“泰勒时代10名工人中9名干体力活，即9/10，到20世纪50年代仍占多数；20世纪90年代占2/10；到2010年占l/10。”而且，脑力劳动者的边界愈加模糊，许多领域存在着大量的从事操作性劳动的脑力劳动者。实际上，现代企业中最稀缺的劳动资源是具有创新特征的劳动者，其主体是企业的研发人员。因此，在一些高科技行业和领域，传统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类逐渐被创新劳动与一般操作性劳动新范畴所取代。劳动者群体的这种新的分化与组合，将对今后劳动者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劳动、资本两种要素所有者的相对地位。

　　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凸显。工业化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工业化生产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来，技术进步速度大大加快，整个劳动力群体就业的规模、结构甚至宏观经济的增长都受到人力资本投资的制约，劳动者个体的消费与投资不再是标准化生产过程的附属，而是像物质资本一样具有通过投资实现收益的能力。这一点大大提升并加强了劳动要素所有者与资本要素所有者的谈判地位。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在逐渐发生改变。我们知道，在早期工业化条件下，随着生产规模扩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企业用于不变资本投资的部分越来越高，而投资于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相对降低，所以工业化初期阶段资本有机构成是不断提高的。然而，当代技术进步的加快，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方向出现了新的特点。例如，在一些知识、技术密集的行业部门，由于创新劳动的作用逐渐强化，企业投资于劳动要素部分的份额相对于物质资本增加更快，从而造成这些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没有提高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这一基本趋势的变动将使劳动力的需求数量、需求类型发生相应改变，技术进步已不再像早期那样作为异己力量排挤劳动者，而是出现了对简单的非技能劳动需求减少、对复杂的高技能劳动需求增加的局面。

　　从“劳动-资本”对立到“资本-非技能劳动-技能劳动”的对立

　　综观技术进步的发展历程可知，当代技术进步的直接后果，实质是凸显了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加速了劳动力群体的技能分化。在这一过程中，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劳动-资本”二元对立关系，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逐渐演变为后工业时代的“资本-非技能劳动-技能劳动”的三元对立关系。

　　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技能劳动与非技能劳动群体之间为获取就业岗位而进行的竞争，一方面分散了“劳动-资本”之间的直接对立，起到了缓和劳资矛盾的一些效果，使劳资关系在生产方式变革中呈现出阶段性的稳定与和谐；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期过程看，它只是将资本与劳动者整体之间对立的局面，改变为资本与技能劳动之间对立的相对缓和，但资本与非技能劳动之间谈判不对等地位依然故我。非技能劳动者成了新的“弱势群体”，他们由于收入低、频繁失业等问题的困扰，难以为自身人力资本提供持续的投资，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技术进步新的牺牲品，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变革成本。

　　可见，“劳动-资本”要素之间对立与和谐的两面性充斥于人类经济发展的整个工业化阶段。作为“劳动-资本”关系“第三方”的社会管理者积极利用科技进步契机改善利益分配、促进劳资和谐，则是工业化发展阶段所有国家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本文选编自《学术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