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在传统职业瓦解、新的职业群体形成的特殊时期。由于新的职业不断涌现，进入到新的职业上来的多是“新人”，所以，职业共同体和职业规范的建设就异常重要。然而，近些年，我们恰恰对这方面的工作相当忽视。我们有超过一亿四千万的城市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就业的基本特征就是不稳定，就是缺少共同体的建设。其实，职业共同体的建设是整合处于解组状态的社会成员的最好途径。因为，农民工急于打工挣钱，他们必然要进入职业共同体，哪怕是一个小包工队；我们的任务是使得他们进入的职业群体形成稳定结构，在群体内部产生信任，协调小群体与外部的关系。这样，从小处看仅仅解决了农民工的个人生存问题，但是，从大处看实现了社会的整合。

　　在我国，职业共同体承担社会整合功能具有特殊性。其基础是人们日常交往的职业小圈子，比如同事、同单位等。换言之，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家族、家庭曾经成为社会整合的最重要的载体。但是，在今日中国，当家庭的小型化难以承担社会整合的功能，当“单位制”也衰落以后，推进人们日常交往的小的职业共同体建设的意义就凸现出来了。

　　（选自《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