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阮仪三，作为一个郑宅规划开发的牵头人，在对郑宅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说“这里的乡土遗存还是很鲜活生动的”。

　　如果我们走出“江南第一家”，寻着阮仪三的目光，在这个已成为挂锁之乡的地方仔细找找，还是会发现许多传统乡土文明与现代生活的共存痕迹。

　　“挂锁的生产加工包括了100多道工序，靠我们农民个人的实力，要想从头到尾生产成品锁，那肯定是做不好做不大的。我们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常年做一道工序，也能做得跟工程师一样。”

　　说这话的郑隆喜是郑氏第27代，1992年，他在镇上办起了梅花锁业有限公司。在郑隆喜的动员下，郑隆喜所在的上郑村你做钥匙，我做锁芯，他做弹子，纷纷办起了家庭工厂。四五年后，一条“挂锁”链就形成了。

　　工业取代了农业，可是契约却没完全取代乡土信用。比如义乌、绍兴等地的开发区先后提出相当优厚的条件，试图说服郑隆喜将工厂搬离郑宅镇。这些邀请，统统被郑隆喜拒绝了。这其中的原因，郑宅人心里都清楚，“我的拉丝厂就专门给他提供锁梁原料的。他要搬走我们怎么办？他不会扔下我们不管的”。这种信任似乎缺乏现实依据，但事实正是如此。而郑隆喜心里也有一笔账，制锁这个行业，依赖于分工合作。要是搬到其他地方，哪里有这么心照不宣、知根知底的默契？

　　郑宅镇的锁业内部竞争也很激烈，也你死我活，但是，作为同姓人，这里的人不约而同地有着规则底线。郑宅镇有2万多外来务工人员从事制锁行业，但还是频频出现民工荒。郑定汉（第28代）的拉丝厂就出现过缺工现象，怎么办？这时候总有其他工厂的民工找上门来愿意跳槽。面对这种情况，郑定汉总是先到对方的厂主那里打招呼，“如果对方厂主不同意，那我是不会挖人家墙角的，这在我们郑宅镇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则。”

　　镇上180多家制锁厂，除了“梅花”这个品牌之外也冒出了诸如“荷花”之类多个品牌，不少人也是从“梅花”这里学来了技术之后出来单干的。但在郑宅，官司是打不起来的。“梅花”的主人郑隆喜解释，“多几个品牌，郑宅镇的挂锁产业就更有影响，这对大家都是好事情。”村落的整体观念让村民在竞争中维护大局、遵循规则。如今，全镇年产成品锁6亿把，全国第一，把上海、广州这些老挂锁基地给比了下去。郑隆喜说，他们的优势在于，分工更细，却合作更好。

　　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郑宅镇由一个宗族发展起来的乡土特性，让其内在的乡土纽带还没有断。即使脱离了对土地的依附关系，深层的乡土社会网络关系又将郑宅人维系在一起。不管是用什么联结，在工业化大生产面前，连在一起的农民当然比个体农民有优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