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农民在悠久的文学史都有反映。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有大量表现三农题材的诗篇，若按主旨来分，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正面表现农业生产的兴农，抒写农村生活情趣的乐农，同情农民劳苦的悯农，如《定之方中》、《十亩之间》、《硕鼠》等。这三条线索在后来的文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发展，比较而言，悯农、乐农多于兴农。总的看来，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文学的书写几乎成为文人的专利，而且三农题材往往带上了浓郁的士人色彩。

　　20世纪初，我国人道主义思潮与“劳农神圣”观念交相生辉，农村与农民问题得到文坛的关注。三农问题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题材，三农题材的广度与深度也成为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并有所超越的重要标志。

　　现代文学的三农题材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命运的凄惨。如叶圣陶《这也是一个人？》、鲁迅《祝福》、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臧克家《烙印》等。二是农村的凋敝。如陈炜谟《狼筅将军》、徐玉诺《一只破鞋》、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等。三是乡村社会批判。如鲁迅《风波》、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等。四是农民的觉醒、反抗及农村的新气象。如周立波《暴风骤雨》、丁玲的《水》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种谷记》等。五是农民进城问题。王统照《山雨》、王鲁彦的《屋顶下》、《李嫂》，老舍《骆驼祥子》等作品里，农村经济破产后农民怀着渴望与不安进城寻找生路，在经历重重坎坷的同时，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形形色色的变化。

　　从内容上看，与传统文学相比，现代文学雾里看花的农家乐少了；对兴农的正面歌颂变为对农业萧条、农村凋敝的社会分析与社会批判；对农民寄予深切同情的同时，加上了对农村封闭氛围、守旧伦理、鄙风陋俗的批判，尤其是对农民身上的国民性弱点的批判；农民作为正面角色，甚至是主要的正面角色堂而皇之地走上了书面文学的大雅之堂。从文体形式来看，传统文学表现三农题材的主要是诗歌，而现代文学不仅有抒情诗、叙事诗，而且更多的是小说、散文、话剧及歌剧、地方戏。

　　赵树理是现代文学史上从精神内涵、文体形式到审美风格上最能代表农民的作家。

　　在上述文学史背景下来看赵树理的三农文学，其特点及其意义就清晰可见了。

　　赵树理不是像鲁迅、萧红那样站在思想启蒙者的高度洞察农村社会；也不是像王鲁彦、许杰、许钦文、蹇先艾那样从农村走向城市之后，对农村寄予遥远的思念和恨铁不成钢的批判；赵树理出身于普通农家，他有切实而深厚的农村生活体验，作品中的农村生活气息在他来说不用刻意追求，而是自然天成的。

　　特定的作家身份，决定了赵树理不是从外部了望与高处俯视三农问题，而是从内部与底层来观照三农问题。他以幽默与讽刺的笔调，真实地刻画出农民的弱点。然而，他对农民弱点的批评，不像鲁迅那样冷峻，而是流溢出一股温情。对于染上游民习气的农民，他既写出其可悲可鄙的一面，也显示出可以改造的前景，这就比一般性的国民性批判超越了一步。

　　赵树理作品的美学风格，带有浓郁的农民审美趣味，多有大团圆的喜剧结局。他的幽默是浑厚的乡土幽默，他笔下的农家乐，不是站在路上或行在船中看田里劳作的农民给予夸大想象的农家乐，而是发自农民审美态度的一种会心的微笑。赵树理自觉汲取传统艺术的营养，上党梆子的忠义精神、戏曲结构、角色功能和语言风格渗透到他的戏曲与小说等多种文体之中。此外，唱本、通俗小说与故事、快板、打油诗等民间文艺也为赵树理所化用。从意象、语汇、叙事语调，到故事体、间杂快板、打油诗等文体形式，从爱起绰号到对化妆的贬抑等审美趣味，都为农民所喜闻乐见。

　　赵树理是现代文学史上从精神内涵、文体形式到审美风格最能代表农民的作家。今日文坛，有几位作家能像赵树理这样深刻地了解农村、深切地关心农民，在美学风格上又如此贴近农民？

　　今天，无论是农业生产方式，还是农村社会生活，抑或农民的审美趣味，较之赵树理时代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很多关系到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值得去关注。三农题材具有无限广阔的空间，期待着千千万万个赵树理式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