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社会和生活中人们普遍使用的概念，什么“系统方法”、“系统思维”等，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本人曾这样说：“无疑，这个概念标志着科学和世界观方面的一种真正的，不可避免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在一些文章里也往往在论述“联系”的基础上，直接把这个概念上升为世界观。笔者认为这是不严谨的。理由如下：

　　系统是世界的一种现象，但不是全部的。一般认为，整体性、开放性和目的性是系统最普遍、最本质的特征。其中，系统的开放性的隐含意思是系统是有“环境”的，它需要不断地与外部环境进行能流、信息流的交换。但是把世界本身定义为一个系统的话，我们界定的世界就是一个有边界的、没有环境的世界。这是与系统概念本身相矛盾的。

　　把系统观提升为世界观也是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矛盾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主体，是有目的的存在，人不但可以认识世界还可以改造世界，并对“属人的自然”进行过详尽的论述。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肯定人类的目的及其实现的。但是现在有些冠之以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之名的理论，不恰当地强调生态系统本身的目的性，似乎人在其中无力可为，听凭“系统”摆布，从而走向系统目的决定的宿命论。

　　这种理论抛开生态学中关于系统的有机和无机、平衡和不平衡的争论，借用系统论中整体的、自调节的说法，达到消解人类主体性的结论，建构出一整套的非人类中心理论。这种论证过程是矛盾的：

　　首先，非人类中心论消解不了人的主体性。“自然价值论”者罗尔斯顿甚至把人“渺小”到了“物质”层次上。他说：“在一个有着许许多多星座，经历了200亿年，纵横200亿光年的宇宙之中，地球似乎不过是一粒尘埃。根据数学化的关于物质的微观物理学，将会使人越来越显得渺小，最终变成不过是一些运动中的物质”。可是，人真的只是地球大家庭中的平等的一员？人与自然的关系怎么协调？由谁来确定人与非人的互动强度呢？所以，“敬畏生命”的倡导者史怀泽也只得说：“只有一种生命能摆脱黑暗，看到光明。这种生命是最高的生命，人。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

　　其次，自然的主体性难以确立。无论是生物平等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都极力赋予自然以主体性。然而，他们愈阐述自然的主体性与目的性，却反而愈说明了自然不具备主体性与目的性，愈说明了他们作为人的主体性与目的性。他们竭力强调自然本身的主体性，但在行动上，却把自然当作研究的客体。正如布来恩诺顿所说：“环境伦理学家中的道德论者……试图从生物中找到一种独立于人类评价活动的价值。他们这样做，是忘了对任何事物的评价中都最基本的一点，即评价活动总是由一个有意识的评价者进行的。……只有人类能作为评价活动的主体。”

　　总之，系统只是世界的一种现象，系统观不应当被提升为世界观。在面临严峻环境问题的今天，人仍然是“迄今为止唯一具有主体性的动物”。我们有必要回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去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践是人作为主体有目的地改造自然作为客体的活动。主体性与受动性是它的两个重要特征。实践的主体性决定了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人，只有人才是活动的主体；实践的受动性决定了人必须顾及自然的外在尺度，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不但很好解决了人类为什么要呵护自然的问题，也同时解决了谁来呵护、如何呵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