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高薪的问题其实是个老问题，只不过因为金融危机突出或放大了这个问题。”北京大学的王锡锌教授说，在金融危机来袭的时候，一部分人节衣缩食，而另外一部分人却还拿着天价年薪，又何以谈共克时艰。因此财政部出台的这样一个限薪的通知，非常及时，非常必要。

　　但是，王锡锌教授也表示，这样的限薪措施不应当仅仅是对公众情绪暂时的安慰，也不应当仅仅停留于对企业高管高薪的道德的质难，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去思考企业高管合理的年薪定价机制，去思考一种合理的制约和激励的治理结构。

　　分析限薪令出台的原因，王锡锌说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大型的国有金融公司，其实都是上市公司，三到四月份都是年报要发布的时候。年报会涉及到企业高管的年薪，在这个时候财政部发这一通知，是应对一种特殊情形。

　　其次，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一再强调要通过全国共克时艰来重振信心，这个时候，民众当然要期待这些国企的高管做出表率。

　　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的政府都对企业高管的年薪做出了干预，中国的相关政府部门同样也需要有所行动，满足民众的期待。

　　专家认为，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处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金融危机带来的这样一种严寒。因此对高管年薪加以必要的约束，考虑到了国外、国际上一些通行的做法。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的主任郭田勇认为，高管拿高年薪，也有合理的成分。他说，如果说工资是跟企业的经营业绩挂钩的话，最近这几年，中国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国银行业业绩增长速度非常快。所以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银行高管拿高年薪，是有合理性的。

　　但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金融机构，并不是一种完全竞争型的行业，企业经营的好，首先是跟国家前几年宏观形势好有关系，同时由于市场竞争并不是十分充分，所以不能过于强调个人在公司取得的业绩中的贡献。

　　王锡锌教授也表示，我们的金融企业高管人才有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讲所谓的国际接轨，其实是一个选择性的接轨。

　　郭田勇认为，限薪令是现有阶段下的产物，和现有的金融机构经营的状态，以及我们周边的制度环境是相吻合的。国有金融机构的高管与西方完全竞争市场上的职业经理人并不相同，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这样的条件下，政府进行一些干预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