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不能统一标准，让劳动者尽早得到应有的保护呢？

　　1960年由卫生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公布《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时，苏毅勇是原劳动部主管安全卫生的副部长毛齐华的秘书。

　　如今74岁的她，依然记得48年前一封封来自全国的紧急报告。当时的防暑降温出现了问题，一些高温作业的工人有不少中暑，有些带有职业病的工人甚至在登高作业中坠落而死。

　　当时，周恩来总理立即指派劳动部和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果令人触目惊心：南方地区的野外作业，北方地区的露天作业，由于高温措施不力，中暑导致的死伤病现象频繁出现。

　　作为中国的第一批劳动保护专家，原全国总工会生产保护部副部长张存恩当时也感觉到，防暑降温是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

　　很快，劳动部、卫生部和全国总工会就制定出《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由于当时国家正进入三年自然灾害，因此办法规定的都是十分基础的保障，补贴措施也相当有限。

　　苏毅勇说：“保健措施非常简单，比如清凉饮料，弄点食盐水甚至茶水。对于高温作业人员，有条件的情况下才给点牛奶。”

　　虽然这部办法只是暂行，但制定者还是想把它变为一部法律。苏毅勇说：“先试行一下，看看解决了哪些问题，哪些还没有解决。然后修改不尽合理的地方，让它完善成条例，甚至成为法里头的一部分。”

　　不久，防暑降温问题，就因为各单位的有效落实而得到逐步解决。从此，每年夏季，国有企业的工人都会领到防暑降温物品。然而，这个深受群众欢迎的《防暑降温暂行办法》，却一直无法“转正”。

　　从1980年到1994年，苏毅勇一直担任劳动部安全卫生监督局局长一职。她告诉记者，当时，以前的法规条例都已经被“破”掉了。

　　张存恩，同样在全国总工会生产保护部担任了10多年的副部长。他认为，高温保护问题当时已淡出了劳动保护的视野。“伤亡事故和职业病非常严重了，对高温保护的重视程度就差一些。”

　　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法研究所主任王向前认为，如今，《防暑降温暂行办法》仍然没有规定法律责任，如果用人单位不按照办法去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都没有办法追究其责任。

　　王向前指出，目前，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私营企业理应承担起工人高温劳动保护的责任，但在市场激烈竞争的条件下，要求企业主自觉负担防暑降温的费用，并不现实。

　　而对于像陈德辉这样千千万万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由于法律没有规定他们可以在高温下得到哪些权力和福利，即使身感不适，也只好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