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4日是我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诞生110周年。茅盾一生留下的煌煌四十卷15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财富，学习研究、继承发展茅盾留下的文化财富和宝贵经验，是新世纪人们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纵观茅盾一生，他的人生信仰和创作理念，始终一贯走在时代前面，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和人民大众的人生联在一起，以一以贯之的态度关注人民大众的人生，关注时代的当下性，从而充分体现一个进步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少年时代的茅盾，曾受维新思想、乌镇进步老师、开明家庭的影响，在一次小学会考《试论富国强兵之道》作文中表达了“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颇得当时老师的赞赏，写下了“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的评语。后来，茅盾北大预科毕业，踏上社会，在上海这个形形色色的大都市里日夜奋斗。在商务印书馆的集体宿舍里，4个人一个房间，“我看书多半是星期日，大家都出去玩了，我就利用这时间。我在上海快一年了，除了宝山路附近，从没有到别处去过。”

　　生活的磨砺，社会的发展，让年轻的沈雁冰看到了世界浩浩荡荡向前发展的大势，当商务印书馆老板舍近求远去北京求贤招才空手而回时，却在身边发现才气横溢的沈雁冰，毅然决定将一个濒临倒闭的杂志《小说月报》交给25岁的沈雁冰，没有给他编制也没有给他补贴，真正放心放手放胆地让这个年轻人去“改革”。结果，茅盾利用《小说月报》这个平台，“改革”成当时中国最大的纯文学杂志，高扬为人生的大旗培养团结了一大批“五四”运动中冒出来的新作家，成为成立于北京却在上海红红火火的文学研究会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平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等也看中了沈雁冰的才气和进步思想，将沈雁冰吸收进中国共产党，成为创建者的一分子。我们发现，建党初期，全国只有五十多名党员时，茅盾和他胞弟沈泽民都已是中共党员，这就意味着茅盾一家占了两名!1926年前，茅盾是白天搞文学晚上搞政治，1926年至大革命失败前几乎是职业革命家，而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则是职业作家，但他始终和中国共产党在一起，无论信仰、理想，始终和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建国后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长达十五年，为共和国文化大厦建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茅盾的用心浇灌下，新中国有多少文学新苗得到滋润和培养，在其逝世后的上千篇追思文字足以向世人证明。

　　茅盾一以贯之的“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和他的信仰、理想和人生态度有关。他博览世界文学，从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杰出作家契诃夫等人的介绍中，深深感到“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界亟待倡导“为人生”的艺术，他曾说：“文学是人生的反映；须要忠实地描写人生，乃有价值，即如个人抒情写怀，亦必啼笑皆真，不为无病之呻，然后其作品乃有生命。”但他并不把“为人生”限定在个人的际遇和苦痛上，而是站在民族的高度，用世界的眼光来理解和审视，提出“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们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所以，“为人生”的文学，不再是作者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消遣的工具。茅盾说：“我是经验了人生才来做小说的，而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才来做小说的，”还说：“对于我还是不熟悉的生活，还没有把握的材料，还认识不清的问题，我都不写。”这是何等经典、何等深刻!

　　当然，创作要有个性，茅盾也重视个性，认为这是很要紧的，但个性之外更须有国民性。他说“所谓国民性并非指一国的风土民情，乃是指这一国国民共有的美的特性。”他还说“我相信一个民族既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他的民族性里一定藏着善美的特点，把他发挥光大起来，是该民族不言辞的神圣职责。”所以，茅盾大力倡导的“为人生”文学主张，是一个全面的概念。

　　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茅盾不仅仅是倡导而且在一生创作中努力实践。他大处着眼，小处着墨，关注人生从时代着手，他一生创作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名篇佳作，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二十世纪那个时代的人生，《霜叶红于二月花》里的张婉卿，《蚀》里的静女士、慧女士，《子夜》里的吴荪甫，《林家铺子》里的林老板，《春蚕》里的老通宝以及《锻炼》里的那些实业家，都是有血有肉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茅盾以他博大精深的才气，审视人生，力求全景式地反映时代的变化，记录时代的印痕。如果将他一生创作的小说重新排列，就会发现他那史诗般的手笔，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留下了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如反映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霜叶红于二月花》，反映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人生经历的《蚀》三部曲，反映三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情状的《子夜》，反映三十年代前期江浙农村城镇人生的《春蚕》、《林家铺子》等，反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业资本家人生的《锻炼》等等，总之，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里，都可以从茅盾史诗般的创作里寻到人生情状，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树起了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