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福泉

　　说起历史教科书，想到了什么呢？

　　是催人沉睡的秋日下午，历史课堂上，怎么也听不入耳的先生的声音，和怎么也看不入眼的一行行文字？

　　还是掏出笔来，给老照片上的袁世凯戴上墨镜，或是帮画像上的轩辕黄帝涂鸦一副更潮的装扮？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感到历史教科书刻板无聊、历史课枯燥乏味，学习徒为应付考试。

　　这就造成我们现在在社交媒体上时常能看到的场面：许多人，一方面是出于“反洗脑”的强烈愿望，狂热地拥抱那些“教科书上不会告诉你的事”；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素养和思辨能力的严重缺失，结果装了一脑子错漏百出的“野史八卦”却不自知。

　　好的历史教育、好的历史教科书，是多么要紧啊。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著作等身的大历史学家为小学生编写历史课本，就是为了在民族新生、国运激变的关口，塑造一代新人。

　　由此，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先后有“两部半”中国通史问世，体现了那一代学人贯通中西、融汇今古的独特气质，形成自梁启超、陈寅恪等名家之后的又一盛景。

　　其中，钱穆的《国史大纲》广受各阶层欢迎，至今仍有人置于案头不时翻阅；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尤为专业研究人员推重；而那“半部通史”，则是张荫麟草撰的《中国史纲》，可惜，书未竟而身先去。

　　让我们来翻一翻这几本大半个世纪前的教材吧。先看《中国史纲》，作为一部面向中学生的教科书，张荫麟君文笔流畅粹美，深可玩味，阅之不倦；他对中国纷繁复杂的历史天才的把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更引人惊叹。看看他是怎么向学生介绍楚国的：

　　“……这两种的安全使得楚人的生活充满了优游闲适的空气，和北人严肃紧张的态度成为对照。这种差异从他们的神话可以看出。楚国王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飘渺的火神；楚人想象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师，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楚人神话里，没有人面虎爪、遍身白毛、手执斧钺的蓐收（上帝的刑神），而有披着荷衣、系着蕙带、张着孔雀盖的司命。适宜于楚国的神祗不是牛羊犬豕的羶腥，而是蕙肴兰藉和桂酒椒浆的芳烈；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采衣姣服的巫女。再从文学上看，后来战国时楚人所做的《楚辞》也以委婉的音节，缠绵的情绪，缤纷的词藻而别于朴素、质直、单调的《诗》三百篇。”

　　短短三百字，文采飞扬，妙语连珠，对楚人生活的刻画和特性的提炼，可谓深刻。气候和地理环境带来经济生产方式上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世界观，并且体现在文学艺术上——这番道理，又何及这段文字生动呢？

　　再来读《国史大纲》。钱穆的风格，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深沉、长远，时刻想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此本书谓之“大纲”，人物典章都是点到为止，对于我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脉络则是反复阐述。尤其是开篇时作者当头棒喝的那四句话，真是黄钟大吕，振聋发聩：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穆念兹在兹，正是这一种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大抵类似于陈寅恪所说的“同情之理解”。当其时也，外族来犯，家国有殇；而自“五四”以来，激进思潮和疑古派并起——这两种时代的因素，恐怕促使他发此疾呼。而发现、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本源，则应是一以贯之，直到今天仍然十分重要的事业：历史教科书当承此教化重任，使“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具备基本的历史素养。

　　最后到了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相较上述二者，这本书更加专门和精深，是给文史专业的大学生准备的；全书史料之丰富、考据之精当，业余想做些历史研究的读者拿来做工具书也很适当。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梳理我国古代社会文化形态，下编是编年史。说到典章文物，书中有“婚姻”、“官制”、“选举”、“赋税”、“衣食”、“住行”等十八章……无所不包，历朝历代、前后源流，翔实精炼——这与吕思勉的治学精神密切相关，他读书极勤奋，据说光二十四史就从头到尾读过三遍。

　　就比如说喝茶吧。吕先生在书中遍举史料，指出茶风行全国，是从唐朝起，唐中叶后才有茶税。金朝的茶，全要向宋朝买，因此规定七品官以上才许喝茶。总而言之，即便在宋元时，茶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盛行。同时制法也不同。前阵子有的历史剧，讲的是汉朝事情，却常常有“奉茶”的说法，倘能翻翻史书，就知道错误何在了。

　　这三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教科书应有的参考：生动可亲又内涵丰富的选材和文字，立意高远的使命感，以及丰富细致的史料及其传递出的脚踏实地的治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