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距今5300——4200年左右，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广袤土地上，良渚文化在这方美丽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了一千余年。而良渚先民打井修渠，建造水坝更令考古界、学术界赞叹不已， 称之为“中国水利第一坝”。

　　（一）打井修渠

　　打井修渠，灌溉农田，是良渚文化诸氏族部落在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之后发展农业的又一重要成就。在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无锡南方泉、江阴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水井。澄湖发现了 100 多口水井；太史淀的水井还设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筑的。这时的水井，修筑井壁的技术显然继承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特点，并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水井数量急剧增加，其作用不仅是为了日常生活饮用。徐家湾遗址发现了用于引水排水的沟渠遗迹，再联系到许多开沟犁的出土，说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经出现了灌溉农业，这一农业生产技术在中国大陆是首创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都处于比较低洼的水网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水稻的生长既怕干旱，又怕水涝，控制适当的水量是保证水稻生长、丰收的基本措施。良渚文化的先民积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来3000 年水稻栽培和田间管理的经验，逐渐摸索并发明了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从而大大增强了抗旱与排涝的能力，使稻作农业置于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为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中国水利第一坝”

　　坐落在遗址北侧的塘山土垣，与天目山余脉及东苕溪走向完全一致，塘山遗址南起瓶窑栲栳山与南山，往北到彭公的毛元岭转弯向东，全长约10余公里，宽度40至70米不等，现存高度3至5米左右。它一经发现，即被考古界、学术界认定为“中国水利第一坝”。这条大坝防洪原理是中间堵、两头疏，堵疏结合，与大禹治水有相通之处。

　　它的底部均用砾石作铺底，并用附近山上的黄泥进行堆筑夯实，逐层加高。在堆筑过程中，中间还夹着一层30至50厘米厚的砾石层，起加固堤坝的作用，以防止洪水冲击带来破坏作用。考古学家称，塘山土垣即是良渚文化时期的西险大塘，是东苕溪流域最早的防洪设施，作用就是堵截遗址区北侧的大遮山诸峰来的山水。

　　（三）彭公大坝

　　已被考古学家们认定为“中国水利第一坝”的良渚塘山土垣，证实良渚先民已有防洪工程的同时，却也留下了一个疑问：塘山土垣遗址的水利设施主要是阻挡西北面的洪水，但不能阻挡安吉、湖州、德清等地的洪水，良渚先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经考古调查，终于有了新发现：先民们在原彭公乡北去湖州，西去安吉的三岔路口，向西顺山势走向，利用山与山之间山凹处，用人工堆筑了一道防洪大坝——“彭公大坝”，其巧妙的防洪功能，是良渚文明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屏障。

　　利用山凹人工堆筑防洪大坝。从彭公三岔路口向西至奇鹤村的奇坞山大坝，全长约6.5公里。而另一条大坝是从彭公奇鹤村马家山西南方向，堆筑至密峰垅山为止，全长为5公里。这两条为阻挡分流西、北两方洪水而建的大坝，大大减轻了塘山土垣遗址大坝的压力。

　　这座良渚先民人工堆筑的大坝，东西长约120米，底宽约60米，顶宽20米，高度10余米，东侧连接自然山体直到德清。上面5米为山上的黄泥，向下10余米则是青膏泥，堆筑十分考究，约20厘米一层，上面还铺一层蓆草，进行夯实再往上铺。

　　据了解，青膏泥上面铺蓆草，一是在夯筑时不会把泥土粘上来，二是能加固堤坝韧度与牢固度,有防止渗水的优点。使用青膏泥堆砌，这在良渚文化中仅见于彭公大坝。岗公岭地处山凹，地势较低，也较深，湖州、德清大量的来水都要往这里流，所以大坝建筑要求要宽且坚固，而青膏泥恰恰有这个优点。

　　这些大型水利工程修建年代很早，即使是在良渚文化早中期修成也应有4800年左右。从至今考古中良渚中心遗址群没有被洪水冲淹过这一点来看，证明它的修筑时间应该是更早一些，或是与良渚古城与王陵高台墓葬群产生的时间相同步，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水利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