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中午,距杭州湾跨海大桥不过数里的慈溪庵东镇海星村海星农家乐酒家,又像往常一样热闹了起来。看着满座的一桌桌客人,店主封余焕笑逐颜开:“自从大桥建起来后,双休、节假日慕名前来看大桥的游客越来越多,生意忙都忙不过来。”
大桥“盘活”了慈溪旅游业。据慈溪市风景旅游局透露,大桥开建后,每年来“看桥”的游客以30余万人次的速度“看涨”,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该市日均接待3万多名大桥观光游客,当地农家乐生意因此十分红火,仅庵东镇就一下子冒出了10多家“大桥农家乐”。
其实,大桥“盘活”的远不止旅游业。
构筑“桥头堡”经济
“近水楼台先得月”。大桥飞架杭州湾,慈溪、海盐一南一北两个“桥头堡”成了大桥“热感”效应最直接的受益者。大桥经济先声夺人。
6月中旬,我们驱车来到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堍的慈溪杭州湾新区,呈现在眼前的是宽阔平整的新区大道、整齐划一的厢式厂房、郁郁葱葱的绿化灌木……昔日白茫茫的盐碱地上,矗立起了现代化的工业园区。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周丽娟告诉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中部工业区块,新区还包括东部商贸、金融等城区区块与西部湿地公园、生态农业为主的休闲旅游区块。
一张规划蓝图勾勒出了杭州湾新区的全貌,大桥的建设正改变着这座城市的“走向”和未来:南岸桥头堡的地缘优势,让这座昔日的滨海小城从“交通末梢”一跃成为“交通枢纽”;依托大桥设立的、总面积143平方公里的杭州湾新区,使得城市结构从带状向块状“扩张”。
与之遥相呼应的是,地处大桥北岸的海盐杭州湾大桥新区也在着力谱写大桥经济的华彩乐章——一个总规划面积25.7平方公里,融合了临港产业、现代物流业、旅游休闲业、人居房产业的现代开放型工业园区已初具规模,沉睡多年的“黄金海岸”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盎然生机。
区位优势的凸显必将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杭州湾新区管委会主任、慈溪市委书记洪嘉祥说,慈溪将充分利用大桥前沿的区位优势,充当宁波乃至浙东南地区率先接轨上海的“箭头”,并争取在承接新一轮国际资本、技术转移浪潮中喝到“头口水”。
事实上,一批投资密度大、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高的项目已经在大桥南北两端捷足先登:慈溪杭州湾新区引来了美国普洛斯物流、美国库柏公司、慈能大型非晶硅光伏电池、吉利汽车、菲仕电机等重量级企业与项目;海盐杭州湾大桥新区内引外联,美国太平洋能源、德国克劳斯玛菲、大连实德8万吨型材项目、总投资30亿元的吉安纸容器等项目接踵落户。
擦亮环杭州湾“金名片”
从空中俯瞰的话,横亘在怒涛急浪上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就像是在环杭州湾呈V字型的交通版图上加了“一横”,使之变成了A字型格局。
大桥由此带给环杭州湾乃至整个长三角南翼交通格局的变化是直观的:宁波与上海的距离变成了179公里,比走沪杭甬高速公路缩短了120多公里,将大大缓解流量已几近饱和的沪杭甬高速的通行压力。且大桥沟通沪杭和沪甬高速,连接乍嘉苏和甬台温高速,这样,连带温州、台州与上海的距离也拉近了,往返不必再绕行杭州湾;浙东南与苏南地区靠拢了,苏锡常和甬绍这几个城市间的距离缩短为200公里。
路通产业兴。伴随而来的,是一场产业升级的浪潮在环杭州湾畔急速涌动。有专家认为,按照经济地理学的“门槛”理论,大桥跨越了杭州湾这一“门槛”,形成了宁波—上海—杭州“两小时交通圈”,势必会激活、带动环杭州湾产业带的强势崛起。
作为我省正在倾力打造的一张经济“金名片”,环杭州湾产业带不仅有基础雄厚的传统产业集群,更有朝气勃发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效应正日益显现:以杭州为中心,沿钱塘江两岸向绍兴、宁波、嘉兴、湖州辐射,聚集了全省70%以上的微电子企业,整个环杭州湾城市群的信息产品制造业规模占全省80%以上,软件产业规模比重更是高达90%以上,一个新兴的IT产业基地正在环杭州湾畔快速成长。
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无疑给崛起中的环杭州湾产业带增添了新的“动力因子”。省发展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研究员认为,大桥贯通后,除了环杭州湾城市群与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地理紧密性得到增强外,还带动了城市群结构的嬗变,形成了全新的网络状空间结构。
这种空间结构将产生“泛中心”效应,即结构内的每个城市各自都是中心。通俗地说,大桥带来的地理一体化,将使环杭州湾产业带上每个节点城市的投资环境趋向一致。外商前来投资,只需考察其中一个节点的投资环境,便能明了整个产业带的概况。无形中,就带动了交易成本包括制造、贸易、出口各环节的成本下降,进而带动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上升,如同给环杭州湾产业带的产业升级安装了一台大功率“引擎”。
长三角南翼加速联动
有人曾这样形容,杭州湾跨海大桥不仅是一座跨越时空和文化差异的大桥,更是一座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川流不息的大桥。对此,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中心一位专家断言,大桥的建成,必将加速推动生产要素在大桥两端聚集,继而开启一个长三角特别是南翼区域联动的新时代。
大桥贯通,满盘皆活。以往囿于空间距离较长,浙沪两地的生产要素大多呈不对称的单向流动,即由浙江更多地流向上海。大桥建成后,这一格局将发生明显变化,两地的生产要素将更多地呈现双向流动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选择把“大脑”——研发基地设在上海,而将“身躯”——生产、加工、仓储基地留在浙江。这种被戏称为“哑铃型”的企业,眼下在慈溪已很常见。来自慈溪市上海商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仅慈溪一地年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哑铃型”企业就达3000多家,其中约有半数是在大桥开建后运作的,涉及信息、家电、轴承、钢结构、农副产品加工等多个当地优势传统或新兴行业。
宁波新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生产塑料电子打火机的龙头企业,2006年初,该公司把研发和销售中心搬到了上海松江,生产基地则还留在浙江。没多久,便有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合作。新海电器董事长黄新华说,这家大企业看中的显然就是跨海大桥建成后,可实现半小时研发配套、2小时交通距离的梯度配套优势。
如果说宁波与上海的深层联动,主要得益于跨海大桥把宁波直接纳入上海经济圈辐射半径的话,那么,温台等浙江“后院”城市加入联动行列,更多的则是受惠于大桥“借力生力”的衍生效应。一些专家十分看好大桥贯通后长三角南翼整体联动的前景。他们认为,信息、汽车、化工、钢材等是上海的主导产业,我省浙东甚至浙南的沿海产业带完全可凭借自身的成本优势和块状经济优势,通过要素集聚,把食品、电器、机械、纺织、建材、汽车零部件等产业“揽入怀中”,并依托上海的人才、技术、信息、市场等优势,完成对自身传统产业的“腾笼换鸟”,最终在良性的流动中实现互赢。
在环杭州湾连绵的岸线上,一幅以大桥为依托、长三角经济圈作背景的产业集群全景图正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