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在唐朝已经成为钱塘江观潮习俗当中的一项体育表演节目。每年八月十八日，人们在钱塘江观潮时也“共观”“弄潮”。到了宋朝，尤其是南宋，“弄潮”之风更甚。吴自牧《梦粱录》记述：“其杭人有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满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武林旧事》“观潮”也有载：“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不但弄潮儿人数众多，而且历时也长。据耐得翁《都城纪胜·舟船》记载：“浙江自孟秋至中秋间，则有弄潮者，持旗执竿，狎戏波涛中，甚为奇观，天下独此有之”。《武林旧事》还记载淳熙十年（1183年）八月十八日，太上皇高宗及孝宗浙江亭观潮盛况说“自龙山已下，贵邸豪民，彩幕凡二十余里，车马骈阗，几无行路。江口一带，亦皆抓缚幕次，彩绣照江，有如铺锦。市井弄水人，有如僧儿、留住等凡百余人，皆手持十幅彩旗，踏浪争雄，直到海门迎潮。又有踏混木、水傀儡、水百戏、撮弄等，各呈伎艺，并有支赐。太上喜见颜色，曰：‘钱塘形胜，东南所无。’上起奏曰：‘钱塘江潮，亦天下所无有也。’太上宣谕侍宴宫，令各赋《酹江月》一曲。”这是见诸记载的一次高规格、大规模的“弄潮”活动。

　　唐宋时期，杭州城市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杭州自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建城以后，被时人誉为“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宝”。经过五代和北宋的发展，南宋时杭州一跃成为国都所在。据《咸淳临安志》记载，杭州在咸淳四年（1268年），九县户口共计391259户，1247600口，其中钱塘、仁和两县就有186330户，432046口，已足以形成一支“弄潮”观众群，出现“数百里男女”观看“弄潮”的场面。吴自牧《梦粱录》称之为“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在白居易、苏东坡等唐宋文坛大家的影响之下，文人骚客，纷纷南下，杭州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而进一步壮大了观看“弄潮”的人群。这些观看“弄潮”人不仅观看弄潮，而且视“弄潮儿”为英雄，敲锣打鼓地夹道欢迎“弄潮儿”。“豪民贵官”们还“争赏光彩”，朝廷亦“赏赐无限”。“弄潮”时节，每每万人空巷，倾城出观。宋亡以后，世事迥异，而且毕竟“弄潮”危险性太大，所以盛况不再，然而并未消失。明朝余姚人黄尊素在《浙江观潮赋》中还有关于“弄潮”的描写。

　　古代杭州湾钱塘江口所以能产生“弄潮”及“弄潮儿”，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

　　如果说日、月天体引力给予普天下的潮汐以同等机遇的话，降雨和风力则对钱塘江河口给予了特别的“关照”。钱塘江流域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梅雨季和台风季，所以钱塘江河口秋潮往往比春潮大。关于风力，根据多年的气象资料分析，每年7至10月是台风影响浙江省最多、登陆可能性最大的时期。这一风力现象使得钱塘江涌潮往往能够得到东风、东南风或台风的推波助澜，以致常常巍伟壮观。钱塘江潮既得益于天时，更仰于杭州湾钱江喇叭形河口及其底部的庞大沙坎。关于这一独特的地理条件，古代学者早有论述。王充《论衡·书虚篇》即指出：潮“发海中之时，漾驰而已；入三江之中，列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咸淳临安志》在论述了太阳、月亮以及“夹岸有山，南曰龛，北曰赭，谓之海门，岸狭势通，涌而为涛耳。卢肇《潮论》所谓‘夹群山而远之，射一带台投’者是也”等涌潮成因以外，着重指出：“下有沙，南北亘乏，隔碍洪波，蹙遏潮势。夫月离震兑，他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洎，月径潮，转来已半，浊浪推滞，后水益来，于是益于沙猛怒顿涌，声势激射，故起而为涛耳。”杭州湾钱塘江入海口，直到南宋仍稳定在龛山、赭山之间，即《咸淳临安志》所说“海门，在仁和县东北六十五里，有山曰赭山，与龛山对势，潮水出其间。”此后江道变迁，到乾隆二十四年（1795年）才逐渐形成今日形势。当然，钱塘江入海口的变迁，只移动了喇叭口位置，整个杭州钱塘江河口形势仍不变，河床底部沙坎也依然存在。所以，钱塘江涌潮自古至今始终存在，从文献记载看，至少自春秋战国以来始终存在。

　　“天时”、“地利”造就了钱塘江涌潮，而弄潮则仰于“人和”。“人和”造就了一批“弄潮儿”。

　　“弄潮儿”大体以杭州湾两岸的当地居民为多。《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弄潮。”宋朝则多称弄潮儿为“吴儿”，即吴人。如范仲淹诗：“北客观犹惧，吴儿弄弗忧。”吴自牧云：“其杭人有一等不惜性命之徒，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武林旧事》亦称弄潮儿为：“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杭州湾两岸乃至钱塘江流域、太湖流域，是古代吴、越民族居住的地区。相同的处境，形成了吴、越民族“饭稻羹鱼”、“果隋蠃蛤”的共同习俗。唐代还有人说：“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叠包裹，煮而食之”，练就了“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的水上功夫。吴越之人还都有“文身断发”的习俗，此是因“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亦即求水神的认同。正是这种常在水中进行捕捞的特殊的谋生手段，使吴越之人练就了一身精堪的水上功夫，并由此而造就了一批“善泅者”“溯涛触浪”的“弄潮儿”，并且代代相因，成为吴越文化之一绝。

　　“弄潮”之所以能够在唐宋盛极一时，也与江南民俗有关。伍子胥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被视为潮神，祭祀自然更为隆重。大凡记载“弄潮”的文字不说“迓子胥”，便说“迓（潮）神”。由此说明“弄潮”乃是祭祀潮神的仪式之一。“弄潮儿”手执彩旗，一边踏浪，一边表演各种动作。即所谓“持旗执竿，狎戏波涛中”，并以旗不沾湿为优。“持旗执竿”、“狎戏”之类，当是古代祭祀潮神仪式的演变，但在“弄潮”中增添这些旗帜、“狎戏”，增加了“弄潮”的观赏性。

　　古代钱塘江口的“弄潮”活动与现今的冲浪运动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同时都蕴含着一种乘风破浪，不畏艰险，逆浪而进的人文精神。细细考究，“弄潮儿”精神也是钱塘江文化的重要内核与特色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