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时，我会翻翻孩提时读过的书，那些充满亲情的童谣会时时撞击我的心灵：“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夸我好宝宝，又有团子又有糕……”它让我们想起从前的日子。多少年了，我们在这种乡土温情中长大，又把这种温情传递给自己的后代。    

　　童谣，只是民谣的一部分。民谣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是一种民众的智慧，它来自于民间，又相互口碑相传。民谣，记录着群体的喜悦与哀怨，它以粗粝的方式显现了民众的生活本相。　　

　　海头百姓苦难熬，做人好比沙头鸟，

　　潮水一来心发跳，年年搭舍年年逃。

　　——《海头人家》

　　这首民谣盛传于我的老家杭州湾畔，我在我的文章中多次引用过，只那么短短的四句，于我的笔端且会流驻一大滩墨水，于我的心海会激起难以平伏的骇浪。记得父亲在时经常跟我讲“海啸”的故事：大海就像一头难以驯服的猛虎，稍不留意，便会跃过海塘，张牙舞爪地猛扑进来。有一年临近八月十八大潮汛，海风长啸，海浪长击，瞬间堤塘垮了，整个虞北平源恣肆汪洋，老家的许许多多人开始逃难，父亲弃下所有家当，只挑着一副■箩担，里面蜷缩着两个小孩，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我，那时我两岁。

　　“不是我太无能，实在是敌人太强大”，我莫名地想起这样的话，想方设法寻找着为那民谣开脱的理由。是啊，那“敌人”一直是我们降服的目标，不用说那到处挖出“獾猪洞”的堤塘已筑起铜铁长城，不用说那布满野草的淤泥地已建起了外海码头，也不用说，那广袤无垠荒无人烟的海涂如今已成为一个城市经济腾达的引擎。

　　我记得小时候，走在田塍小畈里，经常可听见锄土撒播的男男女女说的一句接一句，什么“男求女，隔座山；女求男，隔层纱”；什么“鱼挂瘦，猫引瘦，鲜花插咚牛粪里”。脆生生的，说完了抛过一阵朗朗大笑。这些便是所谓的乡俚谣语。或许，一般读书人对于这种民谣大多视之为鄙俚芜杂。然而，作为乡土社会朴素意识的民谣却有其独特而广阔的原野，能像时下的流行歌曲一样传唱于街头巷尾。

　　譬如说爱情，在《诗经》中是羞敛的，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什么都没点破，能意会的只有自己。而民谣呢？民谣里既有婉约的呼唤，又有大胆的表露，更带着村野樵夫相映衬的野趣味儿。一首《送侬哥哥做纤绳》便是这样：

　　月亮荡荡，嫂嫂河头汰衣裳，金圈跌落界墙下，撑船哥哥捞起还还我，明朝过来坐坐，请侬吃格金柿橄榄白糖茶，未知侬姑娘哪一家， 前头一枝沙朴树，后头一枝葡萄树，葡萄树里一根绳，送侬哥哥做纤绳。

　　上虞小越一带流传的一首《对哥》，更是道出了痴情女人一颗发烫的心：“滚水敷脸难落手，石板雕花难起头。滚水敷脸掺冷水，石板雕花看纹绺。砻糠搓绳难起头，我向姐姐难开口。砻糠搓绳用棉兜，我劝阿哥托人求。”这里头的感情，好像老酒一样，味长而淳，语语从肺腑流出，可谓是说得掏心掏肺，在茫茫人海中，两情相悦实在是一种机缘，“女子”对“他”流露出的是活脱脱的一双“望穿秋水”的目光。从这而言，民谣是不死的心灵，是永远的感动。

　　在我的记忆中，很多民谣是属于孩子的。早在摇篮里，农村里长大的孩子就被民谣亲抚着、滋养着。“斗斗虫呀飞，麻雀剥剥皮，酱油蘸蘸好东西，吃得嘟呀嘟呀飞得去”；“一箩麦，二箩麦，三箩开始打荞麦，噼噼拍，噼噼拍，噼拍噼拍噼噼拍”，稍大一点，孩子的民谣里融进了知识，像《跳绳歌》，“马兰花开二十一、二十二、二三、二四、二五六……”学龄前孩子一边做着跳绳的游戏，一边启蒙着数字的概念。更有许多总结着各种生活常识、自然现象的优美民谣，其间没有程式化的枯燥说教，飘荡的是陶然之乐：“萤火虫，夜夜红，点起一盏小灯笼，飞到西，飞到东，好像星星满天空”（《萤火虫》）；又如“油菜开花黄似金，萝卜开花白似银，草籽开花满天星，大豆开花黑良心，蚕豆开花齐头形，小麦开花摇铃铃，蒲子开花夜新鲜，扁豆开花九莲灯”（《花儿歌》）。    

　　远去的民谣还会再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