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休后，为在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内调节生活，争取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情，选择了少年时代爱好过、50年代尝试过、文革中被攻击为“追求成名成家”的文学创作之路。

　　一经选择，大脑记忆库里的记忆奔涌而出，最先映现也是印象最为深切的，是当年投奔新四军的出发地——被日寇四面包围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区，被恶魔威胁着生存的少年时代：我正跳过小学六年级考进初中一，却总是安不下心来读书，也没心思玩耍，成天价地忧思、激愤、奔走、呐喊，寻问中国还有没有得救?……

　　这些体现着中华民族觉醒和一代少年反思奋进的往事，尽管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对于处在人生长河源头的少年——奔向新世纪的希望一代，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人是要有精神的，尤其是青少年时代。这么想来，心头不能平静，动笔写起《孤岛少年》这部小说。

　　我毕竟政工干部出身，习惯逻辑思维，生疏于形象思维，能上课演讲和起草工作报告，写起长篇小说来却思路不活，细节不细，人物欠形象，缺乏故事性。屡经修改的稿子向京、沪、杭六家出版社投稿均先后被退回来。我不免为这严峻的退稿情况感到烦恼，视之为欲罢不能的思想负担，有点泄气。

　　只是没有动摇对文学的信念，没有放弃内心的愿望，还是一稿一稿磨下去。终于磨得思想开窍，意识到生活的真实不等于艺术的真实，小说创作有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要求塑造形象化的人物，构思耐人品味的故事情节，吸引读者一步步读下去。于是便有第九稿的出现：以沈姐姐被汉奸骗去受辱而自杀，弟弟沈兴和的同学季志祥、吴根法立志报仇这一令人产生悬念的突发事件开了头；通过错综复杂的多角斗争，伴随男女同学间的感情纠葛，使故事和人物的发展变幻莫测：杀死汉奸后又回到开头实际上是结尾的路子上来，三个少年踏上了各自的人生征程。小说《孤岛少年》出版后受到中学生的欢迎。后来还有第二、第三次印刷(加上第一次，共印11000册)。

　　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文学创作具有无限魅力，它唤醒了梦幻，充实了想像，激活了情感，启迪了智慧，促使我想到啥就写啥，写一篇是一篇。可到了现在回过头来整理，却发现无意之中有立意，这个立意反映了文学源于生活，我长期生活中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历史情结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战争。

　　尽管有的是老师讲给还是小学一年级学生的我听的(“九一八”事变)，有的经过全家逃难铭刻在心(“八一三”事变)，有的通过下连队帮助工作而熟悉(如解放一江山岛)，但更多的是时任连政指、营政教与可爱的战士们一起投入的战役、战斗。我作为参战者也是幸存者，觉得有责任把当年实地进行的伏击、攻城、村落攻坚、反坦克、渡江登陆、山地攻防等各种形式的战斗，从记忆库里掏出来，见之于文字，让后人了解抗日、解放、抗美援朝战争是怎么进行的。

　　我更富有感情地怀念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牺牲的战友，为他们的事迹分别写了八九篇散文，有一篇为了纪念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于《人民日报》刊出。一百多个血肉之躯，在北朝鲜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原地冻结在冰雪堆起的防御工事内，构成了中外战史上前所未闻的一个步兵连集体的冰雕塑像。我就用这悲伤的文笔追思实录，让先烈的光芒照射大地，供盛世人民凭吊瞻仰。

　　曾经读到一篇评论《砚边残墨》，文中将“青春、激情、欲望、幻想、焦虑、郁闷，甚至精子的产量”，作为写文章的最重要因素，这在“七老八十岁的人身上还有多少呢？”视老人写文章为“写作的悲哀”，将他们的文章比作“玻璃盒内毫无水分的干尸”。这不是一篇孤立的怪文，也不是偶然碰巧的操作。

　　我多年笔耕遇到的慰勉和炎凉中，已感受到创作界、出版界有些人士对老年人写作，不能一视同仁地给予适当扶持的一席之地。有的表面上应酬，实际上不屑一顾，投的稿子看都不愿看。有的出版社出的书以全部包销了事，当一家新华书店打电话给出版社要求订购一部分，出版社竟说没有这种书，我得知后催问，仍以包销为由拒绝协助，后来我设法运去80本书给该新华书店销掉。

　　现在，七老八十的愈来愈多，有文化的一部分老人正是在这种历史传统熏染下，基于对我们党、国家、社会的信念，祈望后代更好开拓未来；并希望自己每天适度的脑力劳动，让日子过得充实，促进身心愉快，也是老有所乐，而动起笔来。虽偏于忆昔，写不出时尚作品，但拾遗补缺，提供真实的文史资料，至少可吸引部分有兴趣的读者，有益于社会的发展。为此，我诚挚地希望让老中青三代作家、作者携起手来，共同为发展我国先进文化、繁荣文学艺术而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