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佩雷尔曼的行为让人多少有点难以理解，但无论数学界的同行或更多的人们，对他所作出的贡献及其品格精神，都表示了深深的敬佩。科学研究贵有这种精神。

　　由佩雷尔曼，令人不禁想起了另一位数学家——证明了费马大定理的安德鲁·怀尔斯。费马大定理是与庞加莱猜想一样著名的数学难题，怀尔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难以想象的高度精力集中和全身心投入，将自己关入家里的顶楼书房，回绝了一切与证明费马大定理无关的事情，当了多年的“顶楼隐士”，终于在1995年破解了费马大定理。

　　这两位数学奇才颇有点类似的故事，印证了这样一个现象：能在科学研究上获得杰出成就的优秀科学家，具有佩雷尔曼和怀尔斯这种“隐士”精神的，不在少数。

　　科学研究是极其艰苦的探索过程，需要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努力，需要竭尽全身心的投入，需要排除一切来自外界的干扰和诱惑。出于对科学研究这种特殊劳动的理解和尊重，不少国家的大学、研究机构，对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条件。怀尔斯在一心破解费马大定理的近10年间，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但他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并未因此对他有所责难。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近年来致力于探测宇宙反粒子和暗物质的研究，为此他拒绝了一切与此无关的事务和活动。他曾亲口对笔者说过：“我只做一件事”；而他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并未因此减少对他研究工作的支持。

　　由此可见，科学上的“隐士”精神，实质是集中、专注、执著的全身心投入与对名利的淡泊，以及心态上的平和、恬静，胸怀的宽广、大度。这既需要科学工作者本身的修养，更需要社会、环境的宽容和支持。

　　而现在国内的科学界，一股浮躁、逐利之风却令人担忧。最近，笔者在一次由高校、研究所科研管理部门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上获知，现在，科研人员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能真正投入研究工作，他们的精力大量地被“耗散”了。首先，为了获得研究经费，就必须申请课题；而课题能否立项，除了你的研究能力，“公关”能力有时更显重要。

　　此外，考评、鉴定、验收、报奖，也都是耗费科研人员时间和精力的重要因素。现在，成果鉴定已经改革了，但考评、验收仍然少不了；报奖更是关系到日后的晋升、待遇等等，不能“等闲视之”；至于能否评上，又免不了与有关评委的“沟通”。如此加起来，留给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和书桌旁的时间，还有多少？

　　听科学家们说：国际上的评奖，不采取“自我申报”制，而是通过同行的推荐、评议所产生；所以，获奖者得到自己获奖的消息时，往往会有“意外的惊喜”。而在我们这里，获奖却异化成为一种“生存竞争”的手段和途径。

　　凡此种种，都是对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的干扰和阻碍。中国要建设成创新型的国家，必须从体制、机制和政策上改变这些违背科研规律的做法，让科学家们真正回到实验室、书桌旁，有充分的时间和宽松的环境，从事研究和探索，“自主创新”才不致流于口号。同时，我们也需要在科技界提倡和发扬淡泊于名利、潜心于事业的精神。从这点上说，佩雷尔曼的科学“隐士”精神，是值得敬仰的。

　　（据《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