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茨奖奖章上刻有古希腊大数学家阿基米德的头像，并用拉丁文镌刻“超越人类极限，做宇宙的主人”的格言。当罗马士兵冲进来的时候，阿基米德仍然守护着他的沙盘，大叫：“不要动我的圆！”对于阿基米德，他在沙盘里画的圆，比他的生命还重要。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数学家，能够做自己宇宙的主人？

　　佩雷尔曼的做法，的确符合一个“数学隐士”的称谓。北京学者石嘉说，其实无论中外，知识分子大抵可以分为“社会型”和“学院型”两种。前者或许是个性的原因，或许是专业的需要，与社会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常常抛头露面，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为自己的研究机构争取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经费。而后者或许是缺乏商业头脑，或许是没有社会活动的兴趣，常常“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石嘉认为，列举社会型和学院型知识分子，并不是说他们之间有高下之分或者道德上的优劣。只是，对于许多基础学科的研究来说，一个相对封闭和安静的时空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外界的商业利益、名誉诱惑常常让一个人失去时间和思考的空间。换句话说，让知识分子在“经营”、“钻营”和“自营”之间作出选择，的确困难。

　　数学研究需要长时期入静，但许多数学家都逼迫着填表格申请这个、申请那个，限时限刻到刊物上发表“短平快”的论文。数学研究需要冥思苦想，现代社会却充满技术的冲击。

　　1910年法国政府授予居里夫人骑士十字勋章，她就不去领奖。而当代也不乏这样的“名士”，比如196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德国科学家曼弗雷德·艾根就说，不要把诺贝尔奖看得过重。

　　在学术研究的领域，没有名誉和物质上的欲念，至少可以保证知识分子内心的快乐。因为他们能够关注于自己领域的研究和开发，不但能够保证他们在金钱和名誉面前保持尊严，而且使他们更加独立和超然。在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横流的社会中，总要有一些人能够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而向人们指明社会发展和科学开发的基本规律。

　　而更深一步说，这种精神的快乐包括思想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在现代社会诸多诱惑面前，人们常常会迷失自己的本性，忘了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追求的目标。否则也不会有“痛苦的哲学家”和“快乐的猪”之争了，否则也不会有瓦尔登湖边的现代隐士和无数艳羡梭罗的人了。只有真正具有自由思考和独立研究的人，才能够追求到真理，而获得真正的内心的快乐。

　　石嘉说，不希望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学习佩雷尔曼，否则“拒绝领奖”便成了沽名钓誉的新办法。“我只是说，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既没有经营的能力，又没有钻营的技巧，那么佩雷尔曼的做法不失为一种选择”。

　　至少，在数学家大会开幕的时候去“采蘑菇”，这位数学家的内心应该是快乐的。而且，这种快乐是千金难买的。

　　（本报综合新华社、《光明日报》、《羊城晚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