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杰：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党的基本理论、党史党建、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领域的研究，十九大以来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领航——从一大到十九大》《党章内外的故事》《世界向何处去》《走向现代文明》等著作。

用红色精神凝聚改革奋进力量

李忠杰

　　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物质力量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正如恩格斯所言：“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在党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中，物质条件的缺乏曾经是很长时间的常态，精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第二性作用。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党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孕育于浙江的红色精神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回溯这一精神谱系的源起，1920年，浙江义乌人陈望道用“墨汁当糖”的专注和投入，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这本完成于义乌分水塘村的译作一经出版，立刻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党创造革命信仰的思想起点。一年多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一艘画舫上继续举行并顺利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将其内涵高度提炼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并称其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

　　在红色精神引领下，浙江人民从红船起航，开始书写一段又一段壮丽的篇章。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后，萧山衙前就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革命运动，成立了农民协会，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敢为人先的精神。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中国革命陷于艰难逆境之时，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在国民党统治腹地开拓游击新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南方一块重要战略区域，有力推动了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孕育了以“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为内涵的浙西南革命精神。

　　新中国刚成立时，经历了连年的战争，有大量国土亟待重建。1955年，国民党守军裹挟大陈岛全体居民败退台湾。次年，响应团中央的号召，众多温州、台州青年奔赴大陈岛垦荒。面对满目疮痍、焦土遍地、“危机四伏”的荒岛，垦荒青年发挥“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短短4年间，在岛上新开垦土地1000多亩，修建房屋2000多间，渔业捕捞量增长了6倍……大陈岛改天换地，重现生机。类似的故事在浙江不胜枚举。比如舟山的蚂蚁岛，解放初期极端贫穷，全岛人民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将一穷二白的小岛建设成为浙江沿海渔区乃至全国闻名的渔业先进典型。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土地面积仅为全国1.1%，人口为全国的3.8%，人均资源拥有量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第三，人口与资源的不平衡制约了浙江人民实现幸福安康。为解决生活窘境和实际困难，浙江基层干部群众坚持解放思想，打破既有的思维定势，从本地具体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发展民营经济、创办乡镇企业。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浙江广大人民群众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在艰苦奋斗中积淀形成了“四千精神”。

　　发挥精神的引领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历史优势。毛泽东同志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之江大地上的人民群众接续奋斗，以能动性的实践为中介，将红色精神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性力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明确提出要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这是对浙江人民在创造灿烂文明中孕育的精神品格的深刻总结，从广义上说，改革时期形成的精神同样也是红色精神的组成部分。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历史的规律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停止，也不会停止。现代化的进程在一步步推进，改革开放也需要一步步深入。每一个阶段都有新的环境和任务，每一个阶段的改革也必然展示出新的特点。对于当前的浙江来说，构建以“红船精神”为核心的浙江红色精神谱系，更好地弘扬传承红色基因，将为浙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提供更为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撑。

　　【本报记者 张竞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