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年前，先民的脚步迈出洞穴，走向旷野，落在了浦江上山。他们在这里聚居，驯化水稻，进入了饭稻羹鱼时代，点亮了中华万年文化史的起点。

　　从2000年初步发现上山遗址，到上山文化成为国际公认的稻作文明起源地，上山文化把中华文化的历史向前推进到一万年前后，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又一生动例证。

　　早在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作出重要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上山文化见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高度重视。本期访谈，我们邀请了3位嘉宾，一起探讨上山文化的重大意义，以及如何向世界讲好“上山”故事。

　　实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记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您看来，上山文化在哪些方面为我国万年文化史提供了有力佐证？

　　陈星灿：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个问题，文化是怎么产生的？人类在起源和演化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为，比如学会用火、制造工具、使用工具来打猎和采集食物等等。在这些行为中，人类使用和掌握语言、学会合作、进行交易、开始生活，文化也就慢慢产生了。

　　可以说，只要有人类行为，就会有文化。从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也能证明这个判断。距今3.8万年至3.5万年的山顶洞人就会佩戴由兽牙、鱼骨、贝壳等串成的饰品，还用赭石颜料对部分装饰品染色。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史似乎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那如何理解一万年的文化史？我认为，这是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开始算起的。在此之前，人类经历了几百万年的采集狩猎，他们随着食物不断地迁徙，即便有穿戴等追求美的行为，但也很难上升成为一个群体的文化。

　　当人们定居下来，伴随着对土地和物质的劳力投入，所有权也在个人或家庭层面产生了，继而发展出更多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文化系统和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文明就此逐渐诞生。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上山文化拥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先民们在一万年前后就定居于此，它也是中国万年文化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证。

　　比如，我们发现了距今万年之前的稻米遗存，包括水稻栽培、收割、加工、食用等，构成完整证据链，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它代表先民们探索用新的生产方式栽培、驯化水稻。

　　再比如，我们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彩陶是上山文化陶器的精华，它孕育出独特的红色陶系。特别是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中晚期彩陶，上面带有太阳形纹，十分精美。这不禁让人遐想：是否在万年前，上山先民们已经有太阳崇拜了？彩陶是否不仅用于农耕中，也会用于祭祀呢？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上山文化的木构建筑遗迹和环壕，是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初级村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既意味着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也代表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上山文化是“农业”“定居”在东亚社会里真正结合在一起的最早证实，它把中华文化的历史向前推进到一万年前后，更全面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蒋乐平：上山文化代表着浙江万年文化之源。万年上山、八千年跨湖桥、七千年河姆渡、五千年良渚，构成了一个严密完整的考古证据链，这在一个省域上是非常罕见的。四大遗址犹如一座阶梯，人们拾级而上，探寻文明起源的密码，终于在“万年上山”窥见一二。

　　从1996年发现楼家桥遗址，到2006年“上山文化”被命名，上山遗址的发现经历了十个年头。作为深度参与其中的考古人，我时常感叹，如果我们的思想观念没有突破，没有从考古实际出发，探索一万年的过程或许更加艰难。

　　50多年前，河姆渡文化被发现，它把中华文化推向了7000年前，也打破了中国人对长江流域蛮荒落后的刻板印象。但是，河姆渡文化所具备的里程碑意义，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我们继续向前探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浙江史前文化版图有一种僵化的趋势：以钱塘江为界，以南就是河姆渡文化，以北就是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

　　一次“偶然”让我找到了突破口。1996年，杭金衢高速公路开工，我负责开工前的基建考古工作。在诸暨市次坞镇，我们发现了楼家桥遗址，其中出现了“扉棱”式柱足鼎和带隔缸的陶器组合。它们不同于河姆渡文化陶器，具有极强的文化个性。

　　这次发现让我对浙江的史前考古有了新的思考：难道以钱塘江为界的文化划分就是铁律吗？7000年河姆渡文化就是“极限”了吗？历史的复杂性总是超越人的想象，只有发现才能验证想法，更新认识。由此，我们以楼家桥遗址为基础，开始浦阳江流域的考古调查。

　　此后，我们先是在浦江县黄宅镇发掘了塘山背遗址，这是在钱塘江南岸首次发现良渚文化的遗址，打破了以钱塘江为界的划分格局。紧接着，我们又在附近发现了上山遗址，并出土了夹炭陶、大口盆、石磨盘、石球。当我们把上山出土的夹炭陶片拿去做测年时，结果令人大吃一惊：距今11400-8600年，实证了万年上山。

　　发现了上山遗址之后，我和团队成员就像钉子一样，一心扑在上山文化的研究上。20多年间，我们在钱塘江流域发现了24处上山文化的遗址点。在这些遗址点中，我们都能发现稻作、彩陶、器物坑等物品，他们像星星一样散落在钱塘江的支流上，共同点亮了中华文明的源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包括探讨符合历史实际的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认定标准”。回顾上山文化的发现过程，如果我们墨守成规，守着既往的成绩，不做突破，上山文化的发现必定要经历更多的波折甚至很可能不会被发现。当下，无论是保护、研究还是利用，我们仍要根据实际，勇敢地进行自我突破。

　　文化自信的生动例证

　　记者：考古事实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强支撑。习近平同志曾作出重要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在上山文化的研究与宣传中，哪些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强支撑？

　　陈星灿：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上山遗址是世界公认的稻作文化的起源地。水稻、玉米和小麦始终是世界粮食作物产量最大的三类，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全国65%以上的人口都是以稻米为主食，它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考古研究不断证实，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粳稻的起源中心。稻的驯化、稻作农业的起源发展不仅直接影响了早期中国的文明化进程，稻作的传播也对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人类文明和文化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还记得，自己刚上大学时，水稻起源于印度的说法十分流行，直到河姆渡文化被发现多年之后，这种说法才被纠正了过来。浙江有许多关于水稻早期起源的考古遗存，比如河姆渡、跨湖桥，他们将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的历史推进到距今七八千年前，而上山文化则直接将这段历史推进到10000年前，它是展示文化自信的生动例证。

　　无论是发现的一粒万年的炭化稻米，还是夹炭陶中的稻壳遗存，还有通过植硅体等技术分析都能充分证明，上山时期人类已经进入驯化水稻的阶段。我曾经听一个植物学家说过，水稻经过驯化后，产量会增加3倍以上。由此就能看出，水稻的驯化为全人类的繁衍、人类文明的延续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蒋乐平：上山文化的发现很重要，既丰富了中华文明，更刷新了人类对世界农业起源的认知。上山遗址早期文化地层中的一粒万年炭化稻米、夹炭陶片中羼杂着的稻壳、有收割加工水稻功能的石器，这些都奠定了上山文化在稻作文明中无可辩驳的地位，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发现24处上山文化遗址点。当我们把这些遗址点标注在地图上时，它的形状就是一朵盛放的花朵，仿佛是稻作文明在钱塘江流域盛放的花。遗址发现越多，花开得就越繁茂，越鲜艳。而且从现有的考古研究来看，还有许多遗址等待着被发现。

　　在人类文明史中，农业文明是一个重大的革命性事件。没有农业，人类就不可能从茹毛饮血进入饭稻羹鱼时代，也不可能有剩余产品，社会就不会向前发展，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城市革命和工业革命，现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就无从谈起。

　　正如大麦、小麦造就了两河流域文明，大米、小米孕育了中华文明。上山文化遗址群是稻作农业革命的产物，这场农业革命带来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它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为人类带来了农业定居的生活，定居造成了人口的增加，人群由此形成规模。可以说，钱塘江流域是这场农业革命最早的发生地，上山文化遗址群为我们理解一万年前的社会状态，提供了一个非常真实、具体的历史图景。

　　从世界范围来看，稻作东传，影响了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饮食文化基础，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和持续发展。简言之，先民们选择水稻，通过稻作农业的持续发展从定居走向文明，最终经由稻米之路形成了影响大半个地球的历史文化格局。

　　胡作滔：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上山文化一直十分关注。2006年11月，浦江召开了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正式命名了“上山文化”。会议结束后，省文物局简报《浙江文物要情》第七期发表了《浙江诞生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上山文化》，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看了之后作出重要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好宣传、推广工作，力求完整地揭示、复原上山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图景，让更多的人了解上山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比如，2022年，我们牵头联合嵊州、义乌、永康、龙游、仙居等6个遗址地县（市）签订了申遗合作协议，正式迈出了申遗第一步。

　　再比如，我们建立了完善的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机制，健全体制机制保障。2017年成立了专门管理机构——上山遗址博物馆，之后又升格成为浦江县上山遗址管理中心、金华市上山文化遗址管理中心，为上山的宣传推广提供有力保障。

　　还比如，在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后，利用幻影成像、多媒体电动地图、电子沙盘等技术，陈列了上山遗址出土器物、考古发掘现场及上山文化遗址群等内容，力求真实地还原上山先民的生活场景，目前已累计接待观众180万人次。

　　向世界讲好“上山”故事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向全世界讲好中国历史故事。上山作为稻作文明起源地，如何擦亮这块向世界展示万年中华文化的“金名片”？

　　陈星灿：擦亮的前提一定是做好保护。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上山文化遗址是土遗址的典型代表，组成复杂，保护难度大。怎样保护好它，让这些宝贵财富世世代代接续传承，是我们要考虑的重点。

　　土遗址本身是有年代的，像人一样，它也有寿命。人类活动的干预多少会对遗址造成影响，目前上山文化遗址群的发掘面积已经比较多了，我们要避免无序的挖掘对遗址造成破坏。发掘本身也要精耕细作，在单位面积内提取更大的信息量。畅想一下，未来也许只要挖掘50平方米的面积，就可以从中提取超过挖掘500平方米的信息量。

　　当然，这种畅想的背后需要技术的支撑，我也相信随着生物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逐渐应用到考古中，这种畅想会变为现实。所以，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好上山遗址，提高发掘的质量，通过一点一滴的发掘，获取更多科学的材料，加大对上山文化遗址的认识。

　　其次是做好研究工作。令我们非常惊喜的是，目前国际上对于上山文化在稻作文明中的地位是非常认可的，比如澳大利亚、美国、日本、英国等学者都已经参与到上山文化的研究中，下一步要加强与国际学者的交流与互动，不仅是在上山文化的年份上达成一致，也可以在上山文化的分期、稻作文明的传播路径等方面有更多的研讨。

　　蒋乐平：作为万年文化史的起点，上山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肯定要保护好它。除了遗址本身的保护之外，我认为还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一万年前先民们生活的环境肯定与现在有所不同，但是现在的一些河流、地貌也能反映出当时的地貌环境，这样的外在环境，也应纳入我们保护的范围。

　　在保护好的基础上，要通过研究让更多的民众理解上山文化。这种研究不仅仅是加强与国际学者的对话，还要学会与老百姓沟通，得到他们的认可。上山文化的遗址有许多散落在民间村落中，与老百姓的生活融合在一起。我们要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看得懂的场景，阐释好上山文化的价值，阐释得越清楚，则会吸引更多的力量加入保护、研究中。

　　同时，宣传工作也至关重要。目前，上山文化已进入申遗阶段。在已发现的24个遗址点中，我们通过各方面评估，选取了嵊州小黄山遗址、义乌桥头遗址、仙居下汤遗址、永康湖西遗址、龙游荷花山遗址与上山遗址共同申遗。我们要以考古工作为基础，把上山文化的家底摸清楚，为申遗提供足够大的底气。总之，擦亮“万年上山”的金名片是一项系统工程，保护、研究、宣传三者要齐头并进。

　　胡作滔：一是稳步推进申遗工作。申遗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目前我们制定了一个10年计划，并按照相关时间点在倒推。比如，2023年，我们完成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联合申报，并启动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2024年，我们将努力冲击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这是在申遗上迈出的实质性一步。

　　二是不断加强考古发掘，这是根本。在国家文物局的统筹安排下，目前上山遗址完成了四期考古发掘，正在进行第五期。在之前考古发掘的成果上，我们希望能为稻作文明提供更多的物证。比如，我们能否找到稻田等物品，进一步弄清楚稻作文明是如何在钱塘江流域开花结果的。

　　三是加强学术研究，深挖遗产价值。我们先后举办了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等4次高层次、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也邀请中国科学院吕厚远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刘莉教授等专家团队开展稻作起源的专题研究，持续推进对上山遗址的价值研究，向国际传播上山文化的价值。

　　四是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上山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我认为大众普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些年来，我们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上山文化考古特展，也去埃及举办了首个海外上山文化考古特展，目的都是向世界讲好“上山”故事。但同时，我也在思考，无论是普及上山文化，还是做好申遗工作，都要统筹好相关地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力量，拧成一股绳，为“万年上山”走向国际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