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结构性改革的去库存要求遇上在城市安家落户的梦想，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领域的闯关夺隘，也意味着社会民生领域的重大变革

落脚城市：

此心安处是吾乡

　　杜 博

　　在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化解房地产库存成为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之一。而化解房地产库存，路径之一就是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

　　一面是房地产库存巨大——据《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5-2016》显示，截至今年底，我国商品住房总库存预计达到39.96亿平方米。其中现房库存面积约4.26亿平方米，去化周期23个月；期房库存面积35.7亿平方米，需要4.5年来消化。

　　一面是农民工群体庞大——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民众的社会身份不再是城乡二元结构，而是增添了流动在城乡之间人口的三元结构。有媒体推算，目前我国常住城镇但没有城镇户籍人口的规模约为2.5亿人。近期，中央提出要解决“三个1亿人”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促进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内容。

　　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都迎来了人口迁移大潮，如何“落脚”也随之成为一大时代课题。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中这样说道：“落脚城市是一部转变人类的机器，只要让落脚城市充分发展，这部机器即可开创一个可持续的世界。”

　　反观中国，当结构性改革的去库存要求遇上在城市安家落户的梦想，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领域的闯关夺隘，也意味着社会民生领域的重大变革。

　　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也是必须把握的机遇窗口。让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成为“新市民”，接纳人口结构中的第三极落脚城市，不仅有助于化解房地产库存，更能以此为突破口，推进以满足新市民的需求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建立起稳定、健康的住房供应体系；不仅体现公平正义、协调发展的要求，更能以此为切入点，落实户籍制度改革等方案、完善社会治理等一系列配套政策，蕴含着新的增长点和新的社会动能。

　　然而，让有意愿的农民工进城安家落户，光有制度善意还不够，还需要铺设起很多道政策桥梁。

　　广大农民工就业、生活都在城市，为城市默默奉献，但囿于户籍身份限制，衣食住行、生老病养却不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因此，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具有超越文字的现实意义。期待这些住房需求与库存供给之间能进一步有效对接，让城市的梦想落地生根。

　　农民工拿什么在城市买房，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其实，许多奔赴城市务工的农民，面临“在农村老家，空着房子养老鼠；在城里，居住破败像老鼠”的境遇。宅基地和耕地都是农民的财产，宅基地如何流转、财政转移支付如何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工市民化是否有牢固的经济基础，消化房地产库存是否有“第一桶金”。

　　农民进城，需要制度的保障，也需要情感的归属。“进不去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是很多社会文化学者的忧虑，也是这一代农民工正在经历的尴尬。同样，“牺牲一整个时代的收入与平静生活，绝不只是为了从一种形态的贫穷换到另一种形态的贫穷”，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享有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真正融入城市、得到接纳与尊重，需要从更深层次加以观照，也决定了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是否成色十足。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有过三次大迁徙：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曾看到这样一段总结：“人们都是怀着一个美好的梦出发的。他们有理想，有目标，有勇气，带着开创新生活，打造新天地，追求幸福富裕生活的向往而走上了漫漫迁徙路。”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些梦想是共通的，朴实、温暖而坚韧。当今中国，国力日盛，农民工的市民化迁徙，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从乡村到城市，这一段旅程，将有更稳的宏观政策、更准的产业政策、更活的微观政策、更实的改革政策、更能托举民生底线的社会政策保驾护航。这份民生红利，必将释放持续增长的澎湃动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让社会焕发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