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祖强

　　“五水共治”是省委、省政府推进浙江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关键之策，更是建设“两美”浙江的突破口与切入点。“五水共治”在倒逼浙江产业转型升级、改善全省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有效破解一系列影响科学发展老大难问题的有效途径。

　　——致力于解决水环境治理的“根子问题”，即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问题，推动水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转变。

　　“水环境污染，表现在水里，问题在岸上，根子在产业”。说到底，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水体水质。水环境治理看起来是个环境问题，实际上是增长方式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形成了巨大的污染存量和现实增量，末端治理并未有效地控制水环境污染。要逐渐形成以低能耗、减排放、高效率为特征的内涵式增长模式，推动水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转变。

　　生态经济通过创新驱动、技术改造、工艺提升发展以新能源和低碳经济为主的生态产业，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过程中的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努力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大力倡导清洁生产，就是改变在生产末端治理污染物的治污模式，争取在生产环节中降能耗、减排放，实现水环境的源头保护。

　　——把民生福祉作为水环境治理的归宿，努力把“生态资本”变成“富民资本”，依托绿水青山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批新经济新业态破茧而出。

　　“五水共治”使“绿色＋”与“互联网＋”相互促进，开辟了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路子，环保工程、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智慧物流、智能制造、健康养老、社交网络等新经济新业态破茧而出，已经成为新的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譬如，仓前“梦想小镇”既要“互联网+”又要“绿色+”，优美的环境吸引了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互联网”产业生态链，新型的“众创空间”和创业生态圈，催生了一大批“互联网+”新型企业，成为“两美”浙江新景区。全省各地“特色小镇”让人看到了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2.0版本。安吉县坚守“绿水青山”，收获“金山银山”，2014年该县接待游客1204.8万人次，带来总收入127.5亿元。桐庐县环溪村经过脱胎换骨的环境改造，发展成为以民宿为特点的乡村旅游新典型，农村电商也做得风生水起，让生态农产品与市场无缝对接。

　　——着力解决污染源分散、治理成本高的难题，促进产业集聚区循环化、生态化发展，实现水环境治理从点源治理向集中治理转变。

　　“低、小、散、乱”的产业布局形成了众多分散的污染源。水环境点源治理成本畸高，治污主体丧失内生动力，形成了水环境治理的“市场失灵”。为降低水环境治理成本，提升水环境治理效率，必须加快推进产业集聚、企业集中、资源集约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实现水环境治理从点源治理向集中治理转变。近年来，浙江组织实施了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工业循环经济“733”工程、生态循环农业“2115”示范工程，积极发展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生态产业。

　　生态型产业集聚区通过产业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形成产业生态链和生态网，促进园区内资源的相互利用。集聚区的集约化、循环化、生态化发展，要充分考虑产业空间布局、区域发展特色、园区演进规律，鼓励循环链条中的企业搬迁入园，形成综合性和行业性相结合的园区网络体系，在产业集聚进程中实现水环境的集中治理。

　　——探索解决水环境治理中激励机制问题，促进生态环境资源的商品化、市场化，运用市场机制激发企业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动力。

　　水环境治理的市场化关键在于促进环境容量资源的商品化，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真正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状况的资源价格，将水污染产生的生态成本内化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中。排污市场交易化是通过排污权的买卖将环保优势转化为企业利润，激励企业加快科技创新、环保投入，减少水环境污染。

　　治污市场竞争化旨在以环境津贴、绿色信贷等优惠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进入治污市场，形成资本结构合理、竞争性充分的产业发展格局。明晰水环境产权，实现水环境治理市场化，就是使市场在环境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水环境治理从官员升迁激励向市场利润激励转变，从“谁污染，谁付费”的外在约束向“谁治理，谁收费”的内生激励转变。

　　——建立上下游联动、流域一体化的工作机制，解决流域性的治水难题，避免“免费搭车”现象和陷入“囚徒困境”。

　　“五水共治”讲究一个“共”字，这不仅指“五水”之间的共同治理，上下游之间的协同合作，更是题中应有之义。流域性的治水难题，主要表现为成本集中、收益分摊，流域水环境治理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容易产生“免费搭车”现象和陷入“囚徒困境”。譬如，上游冲积下来的泥沙，造成下游水库、河道淤积，该由谁来清理？上游污染产业造成的河道污泥，下游饱受污染之后，是否还该出钱出力整治？下游居民以河水为饮用水源，一旦污染该由谁来买单？这类问题，需要有效地沟通、协商、补偿机制。

　　破解这些流域性的治水难题，既需要上下游之间的充分协商和沟通、互相理解和支持，更需要上一级政府部门出面协调，建立上下游联动、流域一体化的工作机制。譬如，流域性损失如何合理补偿？上下游利益如何有效处置？这些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省、市对县（市、区）的治水，已经设定了出入境水质对比，出境水的水质，是否保持甚至好于入境水的水质，已经成了考核当地治水成效的一根标杆。

　　——把“五水共治”作为“法治浙江”建设的大平台、试验田和活教材，通过破解“五水共治”中的各种难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展开。

　　结合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契机，浙江加快制定出台了一批地方性法规，建立健全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监管制度，加快研究制定和实施水权制度，使各级政府在环境整治中拥有更加明确、严格、可操作的法律依据。“五水共治”总体上属于公共物品，因此党委政府应承担和发挥主导作用。党委政府要梳理与整合相关职能，建立职能相对集中、职责相对明确、层次相对分明的管理体制，改变过去“九龙治水”的困境，尤其是党政一把手要把“五水共治”工作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与此同时，要大力提升政府部门的执行能力，充实专业力量，研究制定“五水共治”指标体系，加大必要设施和技术装备的投入。

　　【作者单位：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