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初的北京，下了几场冬雪，一场比一场更冷。但金韵梅的红泥小炭炉是热的。上面坐着菊花汤，屋子里飘浮着淡淡的菊花香，仿佛秋天逗留不去。菊花汤，原本是一味中药，用于解毒散热，却是她的招牌菜。走到哪里，她都要留心寻找那里最地道的菜肴。有一次，她甚至从天津带回来一些咸鱼咸虾，让厨师烧了一盘菜——杏仁葡萄干炖咸鱼咸虾。咸鱼咸虾用糖色、杏仁、葡萄干炖。家常菜，就有了繁华的格调。这是故乡鄞县的口味。她永远记得那个出生地，街巷里常常飘浮着海货的味道，像隐形的海洋。咸腥之味，在记忆里不息地流动，成为她挥之不去的乡愁的味道。

　　那么多菜只为了招待来看她的朋友们和一些“付钱的客人”——她的房客，有中国人，也有洋人。她把宅子的一部分用来出租。她说：“这永远是为了交际，而不是为了钱。如果我不喜欢谁，也可以随时把他轰走。”所以，她总是让她喜欢的年轻人住下来，哪怕暂时没钱付房租。

　　在没有外来客人的夜晚，她就把自己交给一件大衣，坐在壁炉前，讲关于自己的故事。身边，坐着她的房客。

　　她的叙述永远是引人入胜的。

　　总是先从1904年讲起。对金韵梅来说，这是难以忘记的一年。患乳腺癌三年的她与达·斯尔瓦离了婚。达·斯尔瓦来自澳门，是一个有西班牙国籍的葡萄牙人，一个为美国服务的海关人员，同时也是一个语言学家、音乐家。而她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女医生，第一个女留学生。与他相遇时，是当时难得一见的中国大龄剩女。

　　当她向房客回顾一生中唯一一次婚姻时，说：“他满口奉承话，却让人忍受饥饿。我的职位很低，靠在美国各个城市间讲课维持生计。”这样的故事，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已经写过。一开始，“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到后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贫贱夫妻百事哀、等闲变故故人心。这是诸多情事中的一种可能性。爱情没有了，日子还得过。一个中国女人，在异国，要靠自己养家糊口，竟还食不裹腹。任尔风吹雨打，那该是怎样的伤心欲绝？

　　从学生时代起，她就明白在美国饥饿的后果。

　　二十一岁，她以班上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毕业。这是她第一次出现在《纽约时代》的报纸上。她来自中国，又在日本长期生活，纽约的中国领事和日本领事同时出席了她的毕业典礼，她被认为是两国共同的财富和骄傲。但她对四年求学经历的另一种叙述是这样的——“那时，美国兴起了反对黄祸热潮。我永远记得，走在街头时，工人们会骂我；一起就学的女学生们，对我没有起码的尊重，我亲眼目睹了同室少女的死亡。”

　　因贫困和信仰，同室少女最终死于营养不良。这让金韵梅终生难忘。她紧闭的大眼睛深陷如坑洞，似乎一只埋着理想，另一只填进穷困。她的死，是金韵梅的另一种可能。金韵梅活了下来，来到威尔家山的中国救济院——蒙菲南中国普济院工作。在那里，她和西方女同事虽有一样的学历，却只能拿她们一半的工资。

　　“我那时明白了一个道理，包括对基督教的爱来说，中国人也只相当于半个人。”寒冷的往事，在半世纪后的炉火旁，也不能让她释怀。

　　她的基督教信仰来自于她的两位父亲。生父是浙江宁波最早的一批教士之一，可是全能的耶稣并没有让他活得更久。她三岁时，父母双双死于斑疹伤寒。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平民的死亡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每一种疾病都可能爆发群体性的死亡。三岁的她活了下来，被父亲的教友收养。

　　他叫麦嘉谛。1844年，24岁的麦嘉谛医生从英国来到宁波，一边施医，一边传教。他是北美长老会最早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之一。在宁波最初二十年的努力，受洗的中国成年信徒，只有二十四位，而金韵梅的亲生父亲金定远，一个来自鄞县梅墟宝桥金的穷人，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基督缔结的缘分，让两个来自不同国度的男人成为至交。也让她沦成孤儿后，又重新得到了一个美国男人的父爱。

　　从她能记事的那一天起，父亲的形象就是一个金发碧眼，却会讲一口地道宁波方言的洋人。他在学堂里传教、教授医学，用的也是宁波话。但他其实拥有很多个身份——物理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外交家、学者、作家。在他那高耸而光洁的额头深处，蕴藏着大海般迷人的宗教语言和古井般幽深的对科学的痴迷。即使在吃饭时，他也会拿起吃剩的几根鸡骨头进行分析。细胞、血液、结构、血管，像一座美丽奇幻的原始森林，时时引诱童年的金韵梅靠近。

　　每当她回忆起他，总忍不住说：“他待我如同亲生女儿。”当别的中国女孩正缠着小脚，疼得无法下地时，她的大脚跟随麦嘉谛辗转于美国、日本和我国宁波、上海，去完成她的学业。1888年底，二十五岁的她得到了美国妇女传教局的援助，以妇女传教士的身份，被派遣回到祖国。

　　她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投书政府要求开办女子医药看护学校。上医医国，其次医人。但对她来说，医人，就是医国。请求未获批准，但已为后来创办北洋妇科医院起了个好头。

　　“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这是养父麦嘉谛生前对每一个他认识的中国人所说的话，也包括她。

　　她从没有忘记。1904年发生在她身上的另一件事情记载在10月16日和11月13的《纽约时报》上。她以中国女演说家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对她的报道占据了报纸的重要版面。报上说：一位叫金韵梅的中国小女人前来纽约参加和平代表大会，她的讲座吸引并征服了各种肤色、各种种族的美国人，场场爆满，一时传为佳话。

　　第一天，她头戴小雏菊，身穿丝绸长裙上台时，台下的人们以为她是一个中国戏子，要唱一段京戏，或者跳一段艺妓舞蹈。没想到，她的真正身份是一个中国女医生。每一次演讲，她的头发都戴着不同的花——大丽花、小雏菊和其它能摘到的花。美国的十月，缺少花朵。她是为了新鲜的花朵，才穿相配的裙子。

　　她爱美，有很多这样的裙子。她说：“在中国，我们被教育，如果一件事件可以做得富有艺术性，我们就必须努力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我努力装饰我的裙子。我们在艺术上的成功基于这样的事实，工匠和农民在社会阶层上仅次于文人。他们把自己的灵魂整个儿用在了工作上。”

　　记者这样写道——“身材瘦小的金医生身上带着根深蒂固的东方式与谐和地道的美国腔，这与她本人非常相称。”

　　但她此行的主要目的不仅是宣扬东方艺术，更在于宣讲和平，她说：“我要和你们说起和平，因为我的祖国遵循了这样的教义。鸦片贸易和外国人在中国的各种特权表明所谓‘黄祸’比不上‘白色人种的灾难’。”

　　她是锐利而清醒的，你买了我的票，来听讲座，照例要唱你爱听的戏，我却揭开画皮，说你们的祸害。即便这样，讲堂依然挤满了人。一个英国议会会员，前前后后听了她六次讲座，说：“每一次，她都会用那讨人喜欢的方式说出一些新的东西。”

　　1904年，美国人年均收入400美元。她的讲座入场券价格是2美元。

　　纽约媒体这样评价她——不到一米五十的她，精通美、日、中、法四国语言，在自己选择的职业上取得了奇迹，是本民族进步运动的一位领袖，当今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

　　当然，媒体不知道的，这位杰出女性刚刚结束她的十年婚姻，正是折戟沉沙战败时，似一道屏风，正面春色满园，背后杜鹃啼血。自始至终，在公众视野里，她的脸上都看不出一丝疼痛，也没有人洞悉她残缺的身体里包裹的秘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