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 邓国芳

　　2014，“小芳”很忙。

　　5个月前，因为本报“美丽乡村”周刊官方微信平台“老家”（微信号：zjrbmlxc）的上线，在远离乡村和泥土的杭城，我重新拾取了“小芳”这个充满乡土气息的亲昵称呼。只是岁月更迭，当年的“村小妹小芳”，已变成了年过三旬的“村姑小芳”。

　　“小芳”，少时，在我老家的小村落，所有的乡亲都这么称呼我，拖着去声的尾音，清脆响亮。尽管没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但在乡亲们眼中，乖巧、勤劳、聪颖又懂事，是那两个字的美好含义。

　　时隔多年，在钢筋水泥丛林的杭城，再次听得这般称呼，顿生几分喜感，也能让我想到很多。记忆，也瞬间被拉回那个意识恍惚的年代。

　　大约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勤俭持家、农耕为生的父母，开始酝酿建造洋房。为此，家中节衣缩食，育毛竹、打短工、卖特产，存下3万多元血汗钱，并在我读五年级时启动这项非常重要的“家庭计划”。当年在偏远小村里有这笔存款，几乎算得上半个“土豪”。

　　谁知，父母建房时，恰遇物价飞速膨胀，造房实际花销大大超支。而在那个教育乱收费的年代，我和我姐的上学费用陡增，家中顿时陷入困境，父母疲累不堪，直到姐姐师范毕业、我快读完大学时才得以缓解。这是后话。

　　犹记得，当时洋房虽然艰难结顶，但父母脸上洋溢的荣光，还是清晰可见的。不久后，村中几户勤劳致富的人家，也相继破土建造洋房，格局样式亦是照抄我家。那个年代，那个不知名的小山坞，还是以勤劳致富为荣的年代。建得起洋房，就是最好的印证。

　　不过，那些勤劳致富户的荣光，很快就被消减而去。这种变化，就与“小芳”有关。

　　那是个人心萌动的年代。当我和姐姐还捧着书本、认真写着家庭作业时，不少长我们几岁的“小芳”，相继辍学，就连老师几番追到家里，也无济于事。没两年，“小芳”们就扔下锄头，纷纷外出，去追赶那个时代——南下广州和深圳。

　　逢年过节时，远离城市的小村多了别样风光。衣着光鲜亮丽的“小芳”，总是包车进出，带来山里人少见的稀罕物。我还有幸品尝到了此生难忘的朗姆酒巧克力。就在那时，有“小芳”的人家，瞬时建起豪华洋房，直接秒杀我父母苦苦建成的两层小楼。当然，村中亦多了几个从来见不着爸爸的小娃。

　　那时，我的父母开始变得焦躁、沉默，也曾为是否要顶着巨大经济压力，让我和姐姐读高中、上大学而剧烈争吵过。“某某家的孩子，没读书，照样……”的词句，也开始出现在杂乱的争吵中。估计那段时间，我们优异的成绩单，已无法让父母满足。

　　如今想来，那个年代的故事，早已烟消云散。曾经的“小芳”们，也大多在年过三旬后，陆续回到老家嫁人、生娃。而我和姐姐，却最终跳出“农门”，永久离开了那个曾经风云涌动的村庄。就像父母真切期望的，“你们以后不能当农民”。

　　20多年后，早已远离乡土的我，机缘巧合之下，成了本报“美丽乡村”周刊的责编。又在今年7月“老家”上线时，被赋予了“村姑小芳”的花名。因为常年行走在乡村，和农民打交道，又带着更为宏观的视角去看问题，当年恍惚的记忆，逐渐变得明晰。

　　仔细想来，那个年代的乡村，是留不住“小芳”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得人心荡漾。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乡村青年无法淡定从农。无论是南下闯荡，还是以读书的方式跳出“农门”，都是对霓虹灯的向往，和对乡土的不自信。

　　而今，老家不再贫瘠，乡村风生水起，无数“小芳”，因为勤劳智慧，轻易追赶上这个时代，在乡间田野里翩然起舞——种生态蔬菜，卖老家土产，开设农家乐，或者就在家门口的厂里上班，在镇上开家服装店……乡村生活照样精彩。还有很多“小芳”学成归来，带领乡亲发展现代农业。

　　或许是为了守护这般向上美好的景象，多年来，周刊几乎以呐喊的姿态，持续为乡村复兴、农民增收默默努力着、服务着。我们顺应时代，推出线上平台“老家”，不遗余力地包装推介浙江各地的乡土特产和美丽乡村。其目的，无外乎，是希望在城市化的洪流中，在城镇化的席卷下，乡村能站稳脚跟，发掘优势，找到未来。

　　如此说来，尽管变得更忙，我也是享受“村姑小芳”这个名号的。

　　而在辞旧迎新的时刻，“老家”一如既往，送上祝福，让你温暖前行。

　　即日时，我们将陆续派福：

　　那是一盘很乡土的菜，纯正的老家味道——武义的梅干菜炒肉；

　　那是一道很时尚的福，创意的老家物件——桐乡的美丽蚕茧画；

　　那是一本很文艺的书，深厚的老家记忆——陈炜的《匠心随笔》。

　　我们希望，与浙江乡民共同努力，让老家变得生机盎然，也想在跨年之时道声：

　　“小芳”，快过年啦，老家喊你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