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举办三十七届的香港艺术节，早在艺术节开幕伊始，九成的票已经售出。目前，香港艺术节已成为亚洲最为重要和成熟的艺术盛事，以至于香港政府将其作为反驳“香港是文化沙漠”的主要论据。

　　正如每一个商业繁荣的都会一样，香港不断地遭遇到“文化荒漠”的论调。但从香港艺术节的票房数据来看，17人团队却挖掘出了这个稳定的、高端的艺术观赏群体，这构成了一个有力的辩词。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财经界“大哥大”为艺术节筹资

　　位于湾仔的香港艺术节办公室，不足100平方米，从办公室的窗户正好可以望见维多利亚港的海景，办公室狭小，拥挤，气氛紧张。外界很难想象，调度的一百多场、散布于香港31个场馆的150场演出的，竟是一个17人的工作团队，其创造的效率之高实属罕见。

　　第37届香港艺术节自2月3日启幕以来，在为期32天的时间里，汇聚了37个国内外演出团体超过150场演出和活动。其中可谓大师、名团云集，年届80的指挥大师海廷克是首次访港，由他率领的芝加哥交响乐团为艺术节担纲揭幕演出。华丽的巴罗克歌剧《阿尔辛娜》、最具争议性的歌剧《莫桑斯克的马克白夫人》掀起了一个个小高潮。小野丽莎则凭着柔软甜美的唱腔，为艺术节带来压轴演出。

　　香港艺术节团队不仅为香港观众奉上了一份精彩的节目单，同时也收获了优异的票房成绩。香港艺术节行政总监何嘉坤说：“为期一个月的第37届香港艺术节，开幕不到一周，10万张门票就已经售出超过九成！”艺术节的门票采取长期销售的方式，早在去年10月，观众已可优先订票。每年的优先订票数目近票房5成，到艺术节开幕的一天，已售出超过92%门票，不少热门节目更是一票难求。这种长线销售方式也成为香港艺术节的推广技巧，使香港艺术节的票房经历金融风暴和SARS的考验。

　　连续主办了37届香港艺术节的香港艺术节协会，是一家完全的民办机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是它的资助机构之一，和香港赛马会一起资助艺术节所需经费的37%，另外43%源自演出门票，剩下的20%左右就需要依靠艺术节协会自力更生了。

　　香港艺术节协会主席由香港交易所主席李业广担任，人称财经界的“大哥大”，由他出面拉赞助，“从大富豪到小经纪，都给足面子”。作为筹钱主帅，李业广认为，“艺术节的灵魂其实是节目，筹钱当然重要，但正如推销，产品本身要好，否则怎么推销也没用。”李业广把艺术节的成功归功于同事和专业传统，“节目委员会的职员亦很富经验和热心，每年自费到世界各地欣赏艺术节目，回来商量下一届以至两、三届的节目内容。”

　　当然，寻求赞助的工作仍需要何嘉坤和他的团队来承担。据曾任职于艺术节发展部的许颖雯称，寻求赞助的工作就像保险推销员一样挨家挨户地去游说。她曾同一家荷兰跨国企业谈合作，为了争取到赞助，从最初的联系到最终的说服前后历时3个月，对方终于同意赞助一场古巴音乐会。演出当晚，前来观摩的企业高层按惯常的礼仪，全部西装革履。随着演出渐入高潮，场内的观众随着古巴音乐奔放的节奏开始翩翩起舞，惟独那些衣着庄重的企业家们依旧正襟危坐。许颖雯说，“我当时在一旁看见他们板着脸一言不发，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但是没想到，他们当中有一个突然站起来，身体随着节奏开始摇摆，然后两个、三个，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手舞足蹈，直到这时，我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选节目犹如玩股票

　　在近年来的香港艺术节上，国内剧团和演员的参与，成为艺术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第37届香港艺术节上，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带来的是改编的《牡丹亭》，编舞费波与导演李六乙大胆尝试，将中国昆剧融入西方古典芭蕾之内；与传统戏曲及舞蹈对照的，是探索今天中国戏剧独立声音的当代剧场组合北京纸老虎戏剧工作室，田戈兵带来的是2007年制作的《酷》。

　　“早期我们选择节目较被动，都是靠别人推荐介绍，随着经验的积累，我们开始主动出击，寻找优秀的作品”，节目总监梁掌玮从1988年起就为香港艺术节工作，因此有人戏称，香港艺术节的品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她个人的审美趣味。

　　具有37年历史的香港艺术节，由热爱艺术的查理斯·哈代先生发起，并得到冯秉芬爵士及邵逸夫爵士的大力支持而问世至今。实际上，在初创的香港艺术节上，演出中国曲目并不受到管理层的欢迎。1973年，香港爱乐管弦乐团首任音乐总监林家昌就曾因在第一届香港艺术节上演出全套中国管弦乐作品——《长征》、《白毛女》、《梁祝》，产生了很大轰动，原先的两场演出被加演到五场，场场爆满。后来，总督却找到林家昌问：“何必要演这些？”林家昌以“我不是英国的BBC（交响乐团），我要演自己国家的作品”作答。

　　在当年，上层要求香港爱乐的成员至少75%是外国人，但林家昌坚持要让香港爱乐成为中国人的乐团，并始终在每场演出中，演奏一部中国作品。林家昌此举最终还是触怒了上层，第二年遭到解聘，并丧失英国女王本欲颁授的爵士头衔。

　　也就在那一年，傅聪与新日本爱乐交响乐团合作，傅聪担任该场演出的钢琴独奏，在接下来的1974年，傅聪再度随伦敦交响乐团在香港演出，成为香港观众在内地文革期间最为熟识的华裔钢琴家，可谓是香港艺术节出生的见证人。

　　身为香港艺术节节目总监，担任这一职位已经10年。梁掌玮笑言，选择节目，除了看重作品品质，“现在考虑艺术节的节目，恍如玩股票，随时要留意市场，如哪间航空公司缩减航线。亦要留意货币汇率，若是欧元升值，便要马上减少欧洲那边的节目；过一会儿欧元贬值，就要实时买入（节目）。另外还要和一些艺术团讨价还价，例如可能住宿由对方自理，又或者要住旺角区的酒店。”梁掌玮为此自嘲道：“艺术节锻炼得我市侩了，所有资源都要物尽其用。”

　　香港艺术节因为大师、名团的捧场，成为其多年来的重要卖点。“对于一些世界知名的演出团体，我们有的甚至会提前三到五年与他们协商演出档期。”何嘉坤说，一些世界级的演出团体排期十分紧张，艺术节的工作人员会花很长时间与他们进行联络协调，尽量配合他们的演出时间，并通过长期有效的互动，说服他们对艺术节充满信心和信任。“比如这次邀请到的曾获BBC卡迪夫世界歌唱比赛唯一奖项的著名低男中音歌唱家沈洋，就是通过工作人员的多方努力促成的。工作人员细心为其挑选演唱曲目，同时还在演唱会中安排了向他的偶像低男中音汉斯·贺特致敬的细节，最终以诚意打动沈洋参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