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记者发现，由于患者或医生在治病中存在的各种误区，可能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和患者潜在的风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王建安认为，我们的医学应更强调科学性与人文性，只有两者相互结合，才能更好地解决医学领域存在的问题，为患者带来利益。

　　多一分科学

　　就少一分盲目

　　现在先进仪器、最新药品在我国许多医院都能看到了，但是，医学的进步，不仅仅体现在治疗手段的先进，还应该强调对医学科学性的理解和执行。而许多问题就出在这里。

　　王建安举了个“很久前”的例子：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照X光能够“治疗高血压”。后来，有人做了一则实验，给一组病人照X光，另一组病人照了“假”的X光，结果显示，两组病人的血压都有所下降，没有区别。

　　在黑房间里发生的血压变化其实与X光无关，而是黑的放松的环境引起的血压下降。这就是证据。医学是最讲究证据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循证医学的说法。

　　但是，在诊断过程中，我们部分医生过多地掺杂了个人经验，而忽视了证据为先。我们司空见惯的是，十几个医生看一个病人，可能有十种不同的方法，诊治方法大相庭径，各自只局限于自己的个人经验。可是正确的客观的治疗其实只有一条路。我们应该在坚持循证医学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经验，这样才能正确地治疗疾病，成为一名好医生。

　　记者一位朋友前些日子去看一个生小孩的朋友，看见医院里在给她挂瓶。“挂的什么啊，我问，医生说是白蛋白。可是一个蛋白指标正常的人，为什么要挂白蛋白，能吸收多少，有什么依据呢？”也许增加些营养也没坏处之类的都是理由，可是记者问过有关权威专家，对营养正常的孕妇使用白蛋白毫无科学依据，但对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和血制品的风险，医生应该替病人考虑。

　　在王建安看来，除去社会背景、传统文化等因素，在医疗上科学态度的严肃性不够，是造成一些医疗浪费和医疗风险的重要原因。比如认为抗生素能杀细菌，因此感冒发烧总喜欢用点；白蛋白似乎能补充营养，用了总是好的。为什么激素这样其实适应征很窄的药，却用得很普遍？为什么把多用高科技手法、多用好药，当作治疗最佳方案？“这些都是缺乏科学性的表现，医生应该在循证医学的指导下治疗和引导病人，一定要在证据确凿的基础上治疗用药，不能随意决策，否则适得其反。”

　　多注入人文

　　就少许多疏漏

　　国外医生一般在看病之前洗手，在看病过程中，也不断洗手，这是防止通过自己，病人间相互感染。但我们个别医生，往往是看完病人后洗手，恐怕自己感染。

　　王建安用这个细节，来表示医生间对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认识差异：是从病人角度考虑问题还是只从自己出发。另外，洗手也是最有效防止医院内细菌交叉感染的方法，而不是依靠消炎药抗菌素。

　　我们的医生在查房时，往往会在病人床前滔滔不绝地给学生讲很长时间的课，病人知道在讨论他的病情，但是没有人向他解释那些听不懂的专业术语，这样的心情可想而知。

　　“我们总把当医生看成是一个技术活。”作为心血管专家，王建安从“放支架”这个高难度技术说起：我们要求许多刚毕业的年轻医生到相关的其他科室轮换学习工作，他们总是推三阻四，只想着干一门最高精尖的技术活。

　　“如果一个病人其他所有的前后道工作都是别的医生承担，你就那么‘高精尖’一下，那当医生真是太容易了，再少读几年书也可以。”王建安说，可是，医生与技工的区别就在于，他面对的是人，是一个具体的生命综合体。治疗疾病的难处，不在于某个具体技术活，而在于治疗过程中为这个病人的综合考虑。考虑病人的体质能否承受，应该不应该做这个手术，做了这个手术后可能带来什么不良反应，能不能有效预防可能的不良事件，病人的经济支付能力如何等等。从人的因素出发，来决定这个病人的疗法。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手术做得非常漂亮，但是最终病人的预后不是很好，这可能与没有综合地考虑各种因素有关。

　　要让医生增加人文素养，王建安认为时间不能代替。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生学制，从拿到各种各样的本科学位开始再学医、实习，前后要十几年的时间，真正走上工作岗位要三十三四岁了，这过程中重要的就是人文感悟增强。技术可以速成，但要把医生这个职业，从一个“技术载体”，上升为充满人文关怀的特殊职业，却要长时间的磨练。“只有将科学性与人文关怀相互结合，才是一名让人尊敬信任的医生。”

　　多完善系统

　　就少许多失衡

　　“现在我们的高速公路不差，好车也很多，司机水平也行，但是运转起来，事故为什么特别多呢？”王建安认为， 医疗也一样，许多东西要从系统着手。

　　比如，门诊医生不能详尽地与病人沟通，是因为中国病人人数太多这种说法，王建安对此另有见解。他认为另一个原因出在做法的科学性。大病还是小病，初诊还是复诊，这些不同的情况都没有经过基础的区别对待，一股脑儿挤到名医那里，产生了医疗资源的不平衡和巨大浪费。

　　“就拿挂号来讲，负责挂号的工作人员往往学财务出身，可他们有时又承当承担着全科医生的角色。你头痛？那挂脑科。但是引发头痛的原因只有三成是脑，大部分原因是其他疾病引起。当脑科医生一番诊断，发现病人不属于这方面疾病时，只能重新挂号。浪费也就相应地产生了。”

　　当然，国外的挂号人员也不是医生，但是大多病人已经过基层医生的初步诊治。所有的病人先由全科医生负责，通过诊断后再转到专科医生。

　　王建安认为，解决看病难，还是要从培养基层工作的优秀医生做起。不能因为是基层医疗，就可以降低医生水平的培养标准，医生的培养标准应该是一样的，不能因为地区大小和贫富差异而采取多重标准。一个培养出来的不合格的医生看病可能比不看病的危害更严重。所有的医生包括基层医生都应该得到规范化的培训，培训合格后才能正式行医，而国家应该用政策引导、鼓励和吸引好的医生到基层工作。基层医生的专业素质不够会导致误诊，不但不能分流病人，反而引发更多的医患矛盾。基层医疗水平不高造成的浪费，也许比政府出台一二项扶持政策花的钱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