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说：“字画家是没有理由清高的，字画家总要仰人鼻息，要仰政治家、资本家的鼻息。”

　　书画家要清高，要不仰人鼻息，我看也未尝不可，但前提是不以卖字卖画为生。像赵孟頫、董其昌、文征明，到“四王”再到张大千、吴湖帆，无不是家财万贯而又嗜好儒雅之徒，他们写字画画纯粹为了一个“玩”字。挥笔搞点册页、横幅、扇面之类，在几案徐徐展开，焚香煮茗，与二三知音细细品味，那种自由，那种愉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但写字画画一旦和那个“卖”字挂上钩，书画家便不是自由身了，开始无奈，开始悲哀。哪有要人家掏腰包，却不看人脸色、讨人喜欢、仰人鼻息的？

　　譬如我们现在见得到的那些古画，不少是宫廷画。宫廷画家是吃皇粮、拿俸禄的，其所画作品，都是命题之作。皇上喜欢什么就画什么，皇上让画什么就画什么，按皇上的脸色落笔。尽管这些画家入宫前个个出手不凡，但入宫以后，由不得你谈什么个性、风格、发挥了，那些作品也就绝少妙品、上品和神品了。

　　齐白石算是大名鼎鼎了，但他对以画谋生的无奈溢于言表。1924年，他将北京的画室命名为“甑屋”。甑是古代煮饭用的瓦制炊具。他对甑屋所作的注解不胜凄婉：“余未成年时喜写字，祖母尝叹息日：‘汝好学，惜来时走错了人家!三日风，四日雨，哪里文章锅里煮。明朝无米，吾儿奈何!’后五十年，余尝得润金买柴米，祖母又曰：‘哪知今日锅里煮儿之画也!’忽忽余年六十一矣，犹卖画于京华，画屋悬画于四壁，因名其屋为甑，其画作为熟饭，以活余年。痛祖母不能同餐也!”

　　为了卖画，齐白石也曾忍气吞声。明明贴有告白：“白石画虾，十两一只”，但人家乖巧地扔下35两银子，看你如何对付。齐白石只得先画些水草，再画3只虾，最后画了一个虾尾巴，说是虾头钻进水草去了，作了打发。画画的碰上不懂画的更无奈。有年冬天想腌点大白菜，正巧遇上一位菜农拖着一板车白菜从家门口经过，齐白石便和他商量：“我画幅白菜图，换你这车白菜，如何？”不料菜农瞪大眼睛吼道：“凭什么让我满满一车真白菜，换你那不能吃的假白菜？”气得齐白石的两个眼珠，活像他笔下的那些鱼目和鸟眼。

　　唐云、江寒汀、张大壮、陆抑非，是上世纪中叶的花鸟画四大名家。说到卖画，个个一脸无奈，满腹辛酸。人家要你很工艺的画法，什么“墨韵”，什么“计白当黑”，什么“意到笔不到”，人家概不认账。

　　唐云给人画了一个瓜，上面停着一只蟋蟀，美极。可人家要画一对，于是添一只。人家要再加一对斗蟋，于是再加一对。人家开心了，这画糟蹋了，唐云黯然落泪了。有位据说是“内行”的要买张大壮的画，张大壮特地画了幅平时绝少示人的山水。人家以为在唬弄他，说还是画点明虾吧。张大壮感觉自己是俏眉眼做给瞎子看，气得蒙头躺下，一躺三天。

　　浙江有位人物画家，画了幅苏武牧羊，一个苏武，一只羊。买家说加一只羊，他加了，说再加一只，又加了。买家喜滋滋地拿着画，启蒙似地教育他：“这叫三阳开泰，吉利!”画家五味杂陈，呆若木鸡……

　　那些只送不卖，或自娱自乐的书画家是不会无奈的，有时倒是人家在他那里自讨没趣，甚至自取其辱。曹雪芹当年在香山碰上一位王爷，说儿子要去乡试，求他画幅“吉利画”。曹雪芹二话不说，提笔画了枝倒挂的枯梅，再寥寥几笔，勾勒出一只似鸟非鸟的东西，题诗云：“扇扇有风凉，王子上学堂。八月中秋考，头榜状元郎。”望着这《喜鹊登枝图》，王爷喜不自禁。这种草包懂什么书画之道，懂什么藏头之诗，被曹雪芹吃了“豆腐”，还称谢不迭。

　　清代的那位成哲亲王，擅书小楷，为好友写了幅《黄庭经》，十分精妙。见人人道好，一位粗俗不堪的都统花几十两银子买来宋纸一卷，死皮赖脸地缠住亲王，为他也写上一幅。成哲亲王第二天就派人把“写”好的“字”送过去了。都统亢奋不已，急匆匆地打开一看，仍是白纸一张，再往纸角上细细一看，不由得一阵眩晕，跌倒在地，原来纸角上不易察觉处写着三个蝇头小字——“你也配”!

　　书画家若是将作品变成了寻常商品，个人的自由、内心的愉悦，甚至人格的尊严，迟早会成为难以担当的奢侈品。那“无奈”两字，却从此和他们如影随形，难解难分了。书画名家大家尚且如此，不必提那些队伍日渐庞大的寻常书画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