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贤清是杭州永盛集团的员工，他现在杭州萧山区靖江镇工作。这位1985年出生的乐清小伙有一个“怪癖”——去镇上的菜场买菜，如果碰见自己挑着菜担出来叫卖的菜农，黄贤清绝不会与菜农讨价还价。

　　在许多人眼中，有这样的“怪癖”，黄贤清十有八九是一个在优越家境中长大的“80后”。但事实上，来自乐清农村的他，家庭条件谈不上富裕，之所以会养成这样的习惯，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是在“三农”协会的日子让他体会到了农民的艰辛。“我现在哪怕是坐火车，看到车窗外的田野，脑海中都会浮现土地背后农民艰辛劳作的身影。”

　　黄贤清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2006届毕业生，是浙江大学学生“三农”协会的首任会长。正是他和另一位志同道合的校友、管理学院农经系的张栋梁，一起自发创办了“三农”协会。

　　2003年3月，还在念大一的黄贤清与张栋梁，因为共同选修了《宏观经济学》一课而结识了。来自农村的黄贤清爱好政治、关心时事，“那时候，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十六大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这让我产生了为‘三农’尽一份绵薄之力的念头。”黄贤清回忆说，当他与张栋梁谈及这一想法时，两人不谋而合。

　　说干就干。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学生社团分三个层级：最小的社团只能以学生宿舍为活动范围，其次是校区级社团，最后是校级社团，注册社团最少需要5个人以上。黄贤清和张栋梁拉来自己的同学陶永刚、严熙薇、郑灿、许群峰、卢克树、周海登，凑齐了8个人，在2003年4月16日正式成立了协会，黄贤清任会长，张栋梁任副会长。

　　“当时社团的名字和现在不一样，黄贤清的寝室在白沙学园，所以协会就叫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白沙学生‘三农’协会”。张栋梁对当年的那段岁月同样记忆犹新，当时只能在白沙学园的4栋学生公寓内招收会员，活动的“据点”，设在黄贤清居住的1幢412寝室。

　　协会刚成立的那段时期，为扩大影响，8名“元老”每天晚上都会趁晚自修结束，偷偷跑到紫金港校区的其他宿舍楼里去“推销”协会，做“地下工作”。好多次，张栋梁都被人给赶了出来，“不少同学一看到我们上门，就认为我们是推销什么商品的，二话没说就会把我们推出门外，而且那时恰逢‘非典’，一些同学看到陌生人进入宿舍，唯恐避之不及。”

　　慢慢地，会员越来越多。几个月后，协会成员发展到100多个。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加和下乡调研等社会活动的展开，“三农”协会在校园内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第二年，协会摘去了“白沙”的“帽子”；再过一年，又去掉了“紫金港校区”的字眼，成为全校性的社团。2005年，协会成为浙江大学优秀学生社团和浙江省优秀学生社团；次年，又被团中央等部门授予全国高校十佳社团称号。

　　在黄贤清等人的记忆中，壮大协会，资金是最大的困难。接受记者采访时，黄贤清拿出几张发黄的信纸，那是2003年一位姓曹的加拿大华侨在回国时得知他们的故事后专门写给他们的，当年已是87岁高龄的曹老先生还为他们寄来了2000块钱，并把自己的一台奥林巴斯相机送给了协会。这台相机，今天的协会成员们依旧在使用，这封信则由黄贤清“作为一份珍贵的记忆”收藏了起来。

　　根据匡算，协会每年的经费需要两万元左右，主要用于举办讲座、张贴海报、下乡调研等等开支。最后，他们到底还是想出了办法：协会会员帮助老师去做问卷调查，每份问卷的收入四成留作会费，最终度过了初创时期的“捉襟见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