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网上看到郭松民先生的文章《〈三字经〉培养不出现代公民》，题目很吸引眼球。就点击来看。原来事情的缘起是，“日前，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公示，宁波的徐福东渡传说和《三字经》入选，使得《三字经》再次引起众人的关注。一批来自北京、浙江等地的专家学者，在参加宁波有关方面主办的‘王应麟与《三字经》学术研讨会’时发出呼吁：让《三字经》尽快走进中小学校园。”郭松民先生就针对专家的呼吁，提出了“《三字经》培养不出现代公民”的观点。

　　作者一上来先肯定“让中小学生重读《三字经》，是有一定的正面意义的。放眼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都无法完全抛弃传统，只有实现传统文化、精神、道德与现代社会的协调，才能平稳地完成现代化。《三字经》作为古代的‘蒙书’，以其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琅琅上口的韵文形式而影响深远，是一份我们应该继承的文化遗产。”文章甚至主要并不是因为《三字经》中“包含有不少封建性的糟粕，已经不适合再让儿童学习”而反对《三字经》进校园，而是以“《三字经》的最大问题，还是只强调人的道德义务，对权利根本就付之阙如”的理由，反对中小学生读《三字经》。郭先生论述：“我们建设现代国家所需要的现代公民，和传统‘臣民’‘子民’最大的区别恰恰就在于，现代公民不仅是一个义务的主体，更是一个权利的主体……为今之计，当前最急需进校园的不是《三字经》，而是一册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公民权利读本。没有现代公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他的话真是一点不错，《三字经》里绝对没有现成的培养现代公民权利意识的内容。但岂止是《三字经》，其他的古籍经典《老子》《论语》《庄子》中也不会有培养现代公民权利意识的内容。就是西方古代的经典著作，也不会有培养现代公民权利意识的内容。因为西方古代社会，即使有“公民”，也不同于“现代公民”，古代“公民”的权利意识，也一定不同于“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否则，只要说“公民”权利意识就够了，何必在“公民”之前冠以“现代”？以此为最大的理由，把《三字经》挡在中小学门外，不是也同样可以把一切中外古代经典拒之门外吗？他说：“为今之计，当前最急需进校园的不是《三字经》，而是一册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公民权利读本”，好像《三字经》与“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公民权利读本”之间，两者只能取其一，不说冰炭不相容，至少也像竞标似的两者只有一个可中标进校门。

　　说到培养现代公民，我觉得论述中也有偏颇之处。我认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是相应的，相表里的，均衡的，不能说哪个比哪个更重要，就像不能说手心和手背哪个更重要，也没有必要强调哪个压倒哪个。如果说，这样提出问题，是由“子民”和“臣民”的比较而来的，那么，作这样的比较，其实是不合逻辑的。“子民”既是义务主体，同时也是权利主体。任何一个社会角色，都是义务主体与权利主体并存的。只是“子民”的义务和权利，与“公民”的义务和权利不同罢了。但他们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一定是相均衡的。“子民”和“公民”两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可以作比较，但通过比较，得出公民“更”是权利主体，则是偷换了概念。中国古代子民有句话：“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又说：“士为知己者死”，也就是说，士不必为不能知遇、重用自己的人去死。现代公民有保卫祖国的义务，就因为他享有国家主人翁的权利。而“子民”就没有保家卫国的义务，外敌入侵，“臣妾逋逃”，树倒猢狲散是自然的事。现代公民如果大敌当前，临阵脱逃，则是要受谴责的。所以，培养现代公民必须公民的义务和权利一起讲；“认识你自己”是个现代公民，必须认识到自己作为公民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利。把道德义务教育和权利教育对立起来谈，认为“一本好的公民权利读本”就可以起到“让每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公民”的作用，窃以为是包含有某种偏颇的。

　　我对《三字经》本来不熟，读中小学时，课本里没有《三字经》，知道《三字经》是文革中因为对它的批判，也不过只言片语。譬如《三字经》，你说有糟粕，需改造后让中小学生读，或者在辅导学生读时，加以正确引导，这意见我能认同。而扯到“对权利根本就付之阙如”的高度，断言“培养不出现代公民”，从而实际上把一切中外古籍经典都扫地出门，这就不能坐视了。我们这代人，见到过大言欺世的祸患；见到过以革命的名义糟蹋革命，以科学的名义搞伪科学。所以，在看到某种片面性时，要求自己出来说几句，我想，这也是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