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教授认为，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社会焦虑原因极其复杂，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不容忽视:

　　首先是政府对自身定位仍然不清晰、不明确，尚未完成由经济管理型政府向公众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在“政绩”的驱动下，政府部门将大量的钱用于拉动GDP增长的“大项目”上，而不愿意将钱投向公共服务领域，浮躁心态严重。

　　GDP数字上去了，环境却遭受无法承受的破坏，引发全社会的焦虑。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指出，近年来，污染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如果环境保护继续被动适应经济增长，这种状况将难以遏制，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二是一些改革偏离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改革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普通公众对改革抱有厚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在改革中获益，而当改革不能让他们受益时，埋怨和焦虑就会出现。

　　人们曾经对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寄予厚望，然而到后来教育、医疗、住房难题让群众不堪重负。2006年以来，中央推出一系列加强医疗卫生改革的措施，但是历年长久堆积的问题，使得医疗方面的问题依然突出，很多群众对“看病难、看病贵”的不满意度居高不下，担心生病，担心生了病看不起病而引发众多群众的焦虑感。

　　住房制度改革成为导致很多群众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2006年中国房市在调控中持续上涨，继上海之后，北京、深圳等地房市“领涨”全国，买了房的背负起“供房”的经济重压，没有买房的担心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不少群众抱怨，住房制度改革使得房子建得越来越多了，但是房子也成为许多老百姓的沉重负担。

　　为什么一些改革的推进反倒导致群众不满意？有关政府部门角色定位的错位，仍是改革偏离初衷的主要内因。如目前要素市场一些改革方案，一般都是由主管部门设计起草，实际通过的很多是充满了部门权力和利益的方案。而在改革方案具体化后，其措施实施和执行过程中，利益就很容易向部门和在体制上与部门关系密切的垄断企业倾斜，造成改革的不公甚至倒退。一些专家认为，“这也就是医疗、教育、住房、电力和能源等改革出现严重偏差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