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油、有色金属,到资金、土地,再到技术、劳动力……各种要素成本不约而同地一路“飘红”,其上涨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目标,以致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有些跟不上了。
与我国东部沿海其他发达地区一样,浙江经济率先进入了高成本时代。
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高成本压力陡然增大,浙江经济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口
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浙江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到64%,比上年提高5.1个百分点,连续第三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
本报9月12日头版刊登的一张新闻图片折射出浙江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德清一对农家夫妇在田头干农活,他们的背后停着一辆红色小轿车。
确实,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曾以机制创新、体制创新以及低成本加工优势,完成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强省跨越的浙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省统计局一位负责人认为,浙江在成为全国首个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门槛”的省份后,意味着将进入“高成本时期”。
事实正是如此,今年以来,我省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其他沿海发达地区一样,遭遇了高成本的压力。
国际石油价格不断攀升。今年上半年我省燃料动力类价格同比上涨12.4%。
铜、铝、锌、钨等有色金属价格大幅上涨。上半年我省有色金属和电线类购进价格同比上涨28.5%。
电力价格进一步上升。上半年我省销售电价平均每千瓦时提高0.0189元,导致大工业和普通工业用电费用增加约23亿元。
工业土地成本大大提高。工业建设项目用地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租赁)方式供应后,我省工业用地的成本至少上升两倍。
企业劳动力和社保成本逐步上升,清洁生产、安全生产、规范经营等方面工作力度的加大使企业成本进一步上升。
国际贸易摩擦增加、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也给我省众多企业带来压力。据初步测算,受出口退税政策影响,我省纺织品、塑料制品等商品全年将减少退税近20亿元;钢材等商品将减少退税2.5亿元。
高成本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浙江不少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这一趋势同样显现于我国整个沿海发达地区。
据经济专家分析,要素成本上升,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遭遇且无法阻挡的问题。从日本经济发展的轨迹也可以看出,近50年来发展的成本一直呈上升趋势。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只是更早、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成本上涨的切肤之痛。
去年以来,我省主要领导多次强调,企业生产成本逐步提高是一个长期趋势。对此,我们要加强调查研究,分析原因,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确保经济运行平稳协调。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成本时代的提前来临,对浙江经济来说并非坏事。它将逼迫我们加快发展模式的转型,进一步加快调整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的步伐。
跨越“高成本”,需要企业改变运营模式,持续激活内部的创新动力
如何应对和跨越高成本时代?这是企业无法回避、必须解答的问题。
正如省委政研室副主任沈建明分析的那样,高成本相当于设了一道准入门槛。如果你承担不起这个地区所需的工资水平,支付不了环境保护的成本,生产不出与众不同的高附加值产品,那么你只能被市场无情淘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浙江企业只有顺势而为,摆脱过去那种对资源消耗型的路径依赖,转向合作与创新,才能及早跨越“高成本”。事实上,务实的浙江人已经在寻求应对的策略和措施。
变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在合作中降低运营成本,增强赢利水平,正成为不少企业应对高成本的务实之举。
面对来自煤、电、油、运价格上涨和水泥成品价格暴跌的双重挤压,浙江三狮集团公司董事长姚季鑫说,在强化内部节能降耗的同时,还要创新思路,与同行合作,在不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的品牌优势,扩大规模,降低运营成本。而把有限的资金,瞄准未来节能建材市场的商机,拉长产业链。
合作,也使同样处于成本挤压中的一些化纤企业避开传统产品市场,开辟出一片新的“蓝海”。
我省最大的化纤生产企业浙江恒逸集团公司,通过联合其他化纤企业,共同推出化纤新品种,以差异化策略引导流行潮流,以绕开“红海”里的低价肉搏,谋求企业效益。生产线还是原来的,但由于创新生产工艺,恒逸集团以较少的投入,略加改造,生产出了高档次的长丝,每吨能多卖一两千元。
这是企业运营模式创新带来的积极变化。在有头脑的企业家看来,高成本的外部压力越大,越能激活企业内在的创新动力。
同样面临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人本集团却依然保持较好的经济效益,其背后是集团每年拿出销售收入的2.7%投入轴承研发,每年投入700万元培训员工,不断开发出适合高端市场需求的高附加值产品。人本集团董事长张童生说:“能否跨越高成本,关键在于能否生产出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谁舍得在创新上投入,谁就有可能在高成本时代胜出。
成本挤压的推动和各种创新的拉动,正成为浙江企业负重跨越的两大动力源泉。而以不变的创新应对万变的成本,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跨越“高成本”,需要各级政府在引导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上多出高招实招
每一次宏观调控、每一轮要素成本上涨,相当于一次驾车爬坡,需要“换档加油”。作为政府部门,既要制订应对眼前的“加油”举措,先把车开上去;更要从战略上谋划“腾笼换鸟”,切实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帮助企业克服前进中的困难。通过加快电厂、路网建设,缓解要素瓶颈制约;通过组织企业赴中西部招工,缓解企业招工难;通过从海外资本市场融资,拓宽企业的资金来源……
跨越“高成本”,更需要从产业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上铆劲。
国家质监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我国首次推出的2005年全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浙江排在江苏、福建、上海、广东、北京、重庆、天津之后,列第8位。这说明浙江的制造业大多还是劳动比较密集、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的传统行业。
于是,提升和做强制造业,成为我省各级政府引导经济结构转型的重点。
由省委、省政府牵线,与全国大院大所合作的十大区域创新平台,已经在一些重点行业的龙头企业开始运作;省经贸委相继出台了水泥行业、化纤行业等产业导向目录,引导行业性的结构调整。
各地在众多块状经济集群中搭建的创新服务中心,也成为服务带动区域产业提升的重要平台。绍兴县今年不仅牵头组建由省、县及企业共同投资的国家级纺织研发平台,还拿出6000万元财政资金用于奖励企业的设计研发与营销环节。乐清市也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对国家、省、市级高新技术企业给予贷款贴息,资助高新技术产品的风险投入,做强电气产业。
在推进制造业本身升级的同时,更要从战略高度规划高技术产业发展,加大力度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强区萧山再次走到了前列。他们明确提出,跨越“高成本”,从长远看必须依靠高技术产业,力争用5年时间,使高技术产值对地方GDP的贡献达到10%,并把软件、汽车电子、数控机床、模具、生物工程等五大产业作为发展重点,在土地、资金等要素方面给予重点保障。
一位企业家深有感触,浙江允许改革尝试的氛围,就是一种最好的资源,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土壤,才有浙江经济现在的活力。我们应该再利用这种资源去寻求高成本时代的新突破。
高成本时代,需要我们再创体制新优势,率先探索重要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探索更加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提供更多低成本的公共产品,营造更加规范有序、公平公正、诚信竞争的市场环境。让那些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企业在这一轮调整中把握机遇,率先冲向坡顶,带动浙江经济继续走在全国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