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itive Lives”。

　　屏幕上的两个英文单词，翻译为中文时颇费斟酌。

　　“Positive”在英文中有“积极”、“正面”的意思，也可译为“阳性”。例如，某人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就说此人“HIV positive”。

　　凯文·瑞恩是“Positive Lives”志愿者组织的国际项目负责人。这个组织主要从事有关艾滋病的公众教育，以消除社会对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的偏见和歧视。

　　瑞恩本人检测出HIV阳性已经多年，但是看不出病态。瑞恩从事公众教育的手段，是用图片讲述不同国家和地区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的故事。出现在那些故事中的形象，完全没有人们通常印象中艾滋病患者“压抑、凄惨和绝望”的表情：笑容满面的菲律宾妇女，乐不可支的缅甸老大妈……

　　有人建议，不如把这个成立于1998年的组织名称，翻译成“阳光生活”。他们倡导与艾滋病共存的阳光生活；他们展示的，也是这样的阳光形象。

　　在本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召开前夕，记者参加了一个名为“阳光生活”的讲座，它打破了人们有关艾滋病患者压抑、凄惨和绝望的旧印象。“以往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通常是负面的，”瑞恩对前来采访的各国记者说，这加剧了公众对艾滋病的偏见。

　　瑞恩和他的同事们，在世界各地搜集“阳光生活”的故事，希望扭转公众对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的固有印象。但即使在一些人们以为很早就努力消除歧视和偏见的发达国家，选择“阳光生活”的航程中，仍有不少暗礁。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贾尼丝·黛勒，对此深有体会。

　　现年50岁的黛勒，13岁从牙买加移民加拿大，是6个孩子的母亲。她在一家公司长期从事广告工作，待遇不错。但是，2001年，她在当地一家报纸发表文章，公开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以后，立即遭公司解雇。

　　老板当然不能以黛勒是艾滋病感染者为由解雇她——那会违反加拿大反歧视法。“我的文章发表以后，公司突然设置了高得荒唐的广告定额，然后以我不能完成定额为由解雇我。”黛勒说。

　　黛勒告诉各国记者：歧视在哪里都有。

　　黛勒曾经绝望过，以为自己“必死无疑”。1997年她才开始接受治疗。不过，典型症状一直没有在她身上出现，黛勒意识到，HIV阳性并不是世界末日，死亡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近。既然不会马上死，为什么不积极治疗呢？

　　黛勒决定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自己的身份，目的是制止流言。

　　虽然因此失去工作，但是黛勒没有被击倒。她参加了“与艾滋病共生全球网络”，积极投入提高公众，特别是非洲裔加拿大人对艾滋病认识的工作。她为数家媒体撰写相关报道和评论，并在当地一所小学教授课程。

　　黛勒在自己所在社区也做了不少宣传教育工作。过去歧视她的邻居，逐渐转变态度。一名曾经对她侧目而视的牧师请她向教友传授有关艾滋病的知识。

　　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17岁高中生约内尔·贝尔菲奥尔认为，在抗击艾滋病病毒的艰巨斗争中，社会对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的接受，“与找到治疗方法同等重要”。贝尔菲奥尔生于罗马尼亚，1岁时就检测出HIV阳性，被送入孤儿院，没有得到任何救治。

　　媒体报道他的故事后，一个美国家庭收养了他。贝尔菲奥尔说，在美国，也有很多感染者担心遭歧视而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他从来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也曾经受人诅咒。8岁时，就有人说他活不过10岁。现在，他已经学会对歧视一笑置之：“我17岁了，还是很健康！”

　　虽然绝大多数感染者和患者还生活在阴影里，但是这3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和不同经历的感染者，都很“阳光”。他们坦然面对镜头，以真名实姓与媒体打交道。用贝尔菲奥尔的话来说，如果感染者不为社会接纳，不能阳光地生活，“这同疾病本身一样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