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岭

　　2026年的北美暑期档，最引人注目的电影当属《后室》和《痴迷》。前者成为知名独立电影公司A24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后者更是以75万美元成本撬动了超过4亿美元的票房，投入产出比近600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两部影片的导演凯恩·帕森斯、库里·巴克分别是21岁和26岁，此前均无院线长片的执导经历。

　　视线拉回到国产片，《给阿嬷的情书》成本1000万元出头，票房约20亿元。在此之前，导演（同时也是编剧之一）蓝鸿春尽管已有两部长片和一部纪录片，但都没什么大的水花。《八仙！》因点映成绩突出而提档，三天票房便突破3亿元。这也是导演兼编剧牟正洋首次执导动画长片。

　　四部电影，题材迥异，市场量级不同，但共同的特点是：以小博大，导演都是影坛的陌生面孔。因此，它们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除了制造几个爆款，也在于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一个问题：今天当我们说电影需要新力量的时候，到底在说什么？

　　电影史上，新导演横空出世“整顿职场”的时刻并不少见。在法国，特吕弗、戈达尔以《四百击》和《筋疲力尽》掀起了法国电影新浪潮，反对当时法国电影界的“优质传统”：依赖经典文学改编、在摄影棚里精雕细琢的“老爸电影”，彼时两人分别是27岁和30岁。在美国，好莱坞老制片厂体系崩解后，33岁的科波拉拍了《教父》、29岁的斯皮尔伯格拍了《大白鲨》。

　　但彼时他们面对的前提没变：观众还在。他们要做的，是在电影这门艺术的内部完成创新。他们的“新”，除去资历层面的指涉，更是相对于上一代导演而言——新在题材、手法、观念。

　　今天的情况，和这些历史时刻有根本的不同。

　　短视频、游戏、社交媒体不间断地提供碎片化娱乐和即时反馈。这意味着，摆在这一代电影人面前的紧迫任务不是拍出好电影等观众来，而是先把电影重新接回年轻人的生活系统。这个任务，不是艺术内部的创新能够单独解决的。

　　近期几部新片提供了几种不同的方向。

　　比如《后室》，起初是一张在论坛上流传的诡异照片，然后是成千上万网友接力创作的集体怪谈，再是导演自己在YouTube上发布的系列短片，最后才是长片。导演不是发明者，而是参与者。电影院成为青年群体文化生活的一个延伸场景。《痴迷》的路径也是类似的。

　　而《给阿嬷的情书》接通的是情感需求。蓝鸿春用镜头溯河流而上，去寻根，去记录族群的历史。这些东西在很多年轻人的日常文化生活里长期缺席，但他们并非对此漠不关心，这一点从电影上映后引发的侨批热可见一斑。

　　两条路径指向同一个结果：让电影变成年轻人已经在经历的生活的一部分。而创作者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们“新导演”的身份密不可分。因为在产业内部和观众认知中都籍籍无名，这使得他们得以把注意力投向一些更关键的地方。

　　帕森斯把注意力投入到他的生活里，所以他能注意到“后室”这个已经在网络上发酵多年的集体创作。他不是站在网络外面观察年轻人喜欢什么，然后想办法去迎合。他的注意力，就是他的同龄人的注意力。

　　牟正洋关注的是八仙被神话遮蔽的“凡人感”：有缺点、有私心、有恐惧，像每一个普通人。他把八仙从神龛上请下来，并追问：一群和你我一样的凡人，凭什么能成仙？这恰好回应了当代年轻人对“传统”的需求——不是供奉式的仰望，而是平视式的对话。

　　可以说，今天的新导演之“新”，是注意力上的新。他们的注意力没有被电影产业内部的逻辑所塑造，没有被票房预测、类型风口、评奖标准所完全牵引。他们觉得值得拍的，就是年轻人觉得值得看的；他们关心的命题，恰好是这一代人正在追问的命题。

　　也因此，他们用实践反驳了当下两种关于电影的刻板印象。

　　第一种印象在年轻人中比较流行，即电影这门艺术已经过时。但新导演的出现恰恰说明，电影仍然可以对这个时代发声，仍然可以有效承载并表达当代年轻人的经历与感受。第二种印象普遍存在于业界，即被各种娱乐选择包围的观众已经不爱电影，可是面对市场上那些更知名的导演、更成熟的IP、更稳妥的选择，观众仍然愿意给这些陌生的名字机会。这说明，观众对电影本身并没有失去兴趣，他们失去兴趣的，是那些与他们的生命体验无关的电影。

　　当然，不能因为这几部电影的票房成绩，就把对新导演的期望简单等同于制造爆款。如果因为这些案例的出现，一下子把对新导演的票房预期提得过高，反而会忽略他们真正重要的贡献。

　　同时也必须看到，新导演能获得的资源从一开始就是极其有限的。而重建电影与观众之间的连接，也不是单靠他们自己能完成的。比如在《八仙！》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牟正洋的创作之所以能够成功，离不开十年来国漫崛起所培育的产业土壤——从《大圣归来》开始，国产动画在美术风格、叙事语感和受众审美上完成了一整套代际积累，让一个90后新导演用“凡人成仙”的故事去对话年轻观众成为可能。

　　可以说，电影新人与成熟产业力量不是交替，是协作。新人提供的是与年轻观众同频的注意力，是把电影重新接入年轻人生活系统的那个接口；成熟一代提供的是转化的能力，是把创意变成合格作品的工业水准和技术支撑。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为更多这样的创作者创造条件，让他们有机会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递出来。这需要产业体系提供支撑，需要成熟创作者愿意协作，也需要整个行业对这些陌生面孔的价值有更准确的认知。同时，对他们的关注和支持不能只停留在他们一炮而红的那部作品上。如果产业只消费他们一次的成功，而不是帮他们继续成长，奇迹也可能就停在“这一部”。最终让一门艺术能够继续活下去的，不是偶尔出现的一两个以小博大的奇迹，而是不断有人带着没有被驯化的注意力站出来，用他们的方式把断掉的连接重新接上，并且能继续走下去。　（作者系文汇报特刊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