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给阿嬷的情书》持续引发观影热潮，它带来的话题远不止故事本身。本期文艺评论版以该片为引子，策划推出一组评论：一篇从流行概念“情绪价值”谈起，追问文艺创作如何在抚慰人心外，给予深层精神支撑；另一篇聚焦岭南电影，探讨地方叙事怎样走向更广阔舞台。两篇文章都试图回应当下文艺创作中值得深思的话题，希望能为大家带来更多启发。

拿捏与打动

　　■ 任仲伦

　　我坐在影院里，银幕上放映着《给阿嬷的情书》。影片感人至深：阿嬷叶淑柔半生守候书信，孙子远赴泰国探寻真相，却发现与阿嬷通信半生的，却是陌生的谢南枝。两个女性没有血缘，却有中国人最懂的关键词——有情有义。

　　这部成本仅1400万元的电影，票房已突破19亿元，预测票房超20亿元，观众超5600万人次，豆瓣评分高达9.3分。观众评价说：“狠狠治愈了身处快节奏中的我们。”影片印证了一个朴素道理：情绪价值没有失效，失效的是廉价的情绪操控。观众要的不是被拿捏，而是被打动。最高级的创作，不过是贴近人心罢了。

　　当下的文艺创作中，“情绪治愈”风潮正悄然占据主流，有言必谈“提供情绪价值”的风气。我们看到了《去有风的地方》《我的阿勒泰》那样的悠然南山、烟火乡间，还有解锁松弛的风光短视频，抑或是一键解压的逆袭爽文等等。情绪优先或者情绪导向，成为创作的集体无意识选择。这些作品有它的价值：褪去了厚重的思辨锋芒，卸下了深刻的现实重担，以柔性叙事疏解当代人紧绷的神经，以温柔情绪抚平人们心底的焦躁。它们自有生成逻辑：当内卷的压力、未知的焦虑、生活的琐碎层层堆叠，成为当代人的身心常态；当各大内容平台的算法精准捕捉用户的情绪偏好，完播率、点赞量、好感度等数据成为倒逼创作的无形标尺，这种创作风潮就应运而生。它实际上是社会情绪刚需与流量市场规则双向奔赴的结果，是短视频与流媒体时代文艺工业化的必然产物。

　　其实，艺术本来就具有情绪和情感价值。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是“诗言志”，指的是艺术表达思想与情感；孔夫子评价《诗经》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的是即使情感表达，也要恰到好处，不失分寸，“中和”为美。我想起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效应”是当时著名的社会现象。歌德通过写作疗救了自己，他把足以吞噬自己的痛苦转化成了艺术；而几代读者则在少年维特的悲剧中完成了情绪宣泄与反思。真正治愈他们的，不是维特的死，而是意识到原来有人和我一样痛过。这份痛可以变成悲剧，更应该变成顽强的生命意识。

　　我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时，曾经与作家史铁生谈起《我与地坛》的创作心境。他21岁瘫痪后，在地坛公园晃荡了15年。他不写励志鸡汤，不假装身残志坚，而是写一个人如何在一片废墟般的命运里，一点点守住自己的尊严。《我与地坛》给无数陷入绝望的读者带来的治愈，不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空话，而是即便不好起来，你也可以这样活着的从容。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悲剧能“借引起怜悯与恐惧使这种情感得以净化”。这个希腊词汇“净化”，说的就是通过体验他人的痛苦来洗涤和释放自己的情绪。

　　然而，并非所有打着“情绪治愈”旗号的作品都走对了路。市场上大量涌现的“唯情绪价值”作品，正在用空心化或浅层化的内核和趣味，消解文艺应有的人文深度。打开视频平台，甜宠剧里永远是“壁咚”“摸头杀”等程式化的恋爱套路。据统计，近几年热播剧中83%的“高甜名场面”都是经过5到8次NG（意为拍摄失误或效果不佳后的重拍）的刻意设计。微短剧的“霸道总裁爱上我”“隐藏富豪反转现身”等套路，至今被不断复制或平行移植，即使一些实力派演员进入短视频和微短剧领域，结果也是自觉或不自觉被同化。流量的地位高过了创造。当高流量与低评价变成常态，甚至变成创作或制作标准并以此为荣时，这就值得引起警觉。

　　需要警觉的当然不是情绪导向的创作逻辑。创作始终是百花齐放的。现实题材作品直面生活苦难，激励变革与进步，值得倡导；治愈系创作以包容温柔的姿态拥抱受众，缓解大众的精神内耗，应当鼓励。我们需要警觉的是创作的格式化：形成“捕捉大众情绪焦虑——输出温柔即时慰藉——收割平台流量热度——批量复刻同类作品”的稳固闭环，并且成为文娱市场最稳妥、最长久的爆款范式。需要警觉的是审美的甜宠味。不少作品大多用滤镜化的美好，搭建起一座脱离现实的乌托邦。更要警觉的是，当这种格式化与甜宠味的创作（其实应该说是制作）成为时代风潮时，我们就有理由呼唤更有人情温度和人性深度的创作和作品出现！浅层快感无法解答深层迷茫，温柔幻境难以锻造精神脊梁。

　　我想到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他疾呼：打开窗户吧！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由此创作了“英雄三部曲”——《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处于“萎靡的时代”，弥漫着享乐主义和悲观厌世风气，罗曼·罗兰渴望一场精神救赎。他描写英雄不着眼丰功伟业的缔造者，而是靠“心灵而伟大”的受难者。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看清生活苦难后，依然在精神上不向命运低头，这才是“情绪治愈”的典型样本。我们的浙江老乡、著名电影导演谢晋的“改革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同样如此，它们描写了民族的苦难岁月，但没有沉湎在悲情哭诉之中，而是描述在苦难中抬起头的生活勇气、在寒冷中相互取暖的美好人情，说到底，就是崇尚真善美。

　　今天的情况确实更加复杂了。社交媒体放大了焦虑，短视频切碎了注意力，算法推荐制造了信息茧房，甚至成为了行业标准；当下观众既要被抚慰，又本能地反感被糊弄；治愈类创作要同时满足社会心理需求和保持人文深度，就像在刀锋上跳舞——既要给疲惫的人一个落脚处，又不能踩碎自己的脚。所以，做作品难，做好作品更难，确实如此。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做好作品。当下文艺创作需要跳出“唯情绪、唯解压”的功利取向，实现温柔治愈与人文深耕的双向共生。有人说：短剧因为短，自然无法承担思想之重。鲁迅的《狂人日记》全文约4700字，正常通读时间约为10分钟，但它成为疗救“国民性”的经典。我们说：文艺既要有温柔的叙事抚平世俗疲惫，更要用厚重深刻的内核支撑精神成长；既要贴合当代人的情绪诉求，又要坚守文艺的精神担当。说句大白话，即使是治愈人心的文艺作品，也不能提供虚幻的避难所，而要提供真实的前行地图，并且在地图上标注了深渊在哪里，又标注了攀爬的岩缝在哪里。唯有如此，文艺才有真正的力量——不仅抚慰人心，更要鼓舞人心。

　　（作者系上海电影集团原总裁、中国电影家协会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