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海峰

　　关于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学术界有不少争论，也有观点认为科场中很少产生杰出的文学作品，科举考试对文学基本上是“促退的”，或者说唐宋科举对文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的消极作用。

　　我以为，转换了认定“科举很坏”的思维定势，便可看出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方面是积极的。从隋唐到明清的1300年间，不仅多数文学家是科第出身，而且科举影响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方方面面。

　　首先，科举制塑造了一个朝野尚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社会。

　　科举取士主要考试经术和文学。经术指中国传统的经学儒术，即统治者一向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学说；文学指注重形象思维的文章辞赋，即讲究赋、比、兴，祖述风、雅、颂的诗歌文采，以及追求词藻华美的写作章法等。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既是一种经学考试，同时也是一种文学考试。科场中产生的试帖诗与律赋、策论、八股文本身便有一定的文学性，而且以文取士与唐诗的兴盛，与唐宋古文运动，与元代戏曲、古代文论等都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科举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清两代大部分小说或多或少与科举相关，或者至少找得到科举的痕迹。

　　从许多方面看，科举制都直接促进了唐诗的兴盛和唐宋文学的繁荣。

　　唐代是一个崇尚文学的时代。相对其他朝代而言，唐代的科举取士特别是进士科较重文学诗赋。崇尚文学、以能文为贵的社会风气在唐代颇为浓厚，唐代文学繁荣昌盛，诗歌尤为普及、优美，因而唐代被后人称为文学的时代。中唐时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说：“唐兴百三十余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由于朝廷尚文，并以文取士，因此，朝野上下皆贵重文学，以不能文为耻。正因唐代进士科要考试帖诗，才促使人们努力钻研写诗技巧，平时注意收集素材和写作诗歌。当一般读书人都懂得作诗的基本知识以后，诗歌创作必然成为一个较为普及的事情。没有科举对诗赋的重视，就没有唐诗格律的成熟，更难有唐诗“盛唐气象”的文化高峰。

　　宋代科举考试重策论，要求文章言之有物、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风朴实，反对浮华空洞、辞藻堆砌。这种科场导向，彻底扭转了晚唐五代以来“绮靡浮艳”的文风，催生了宋代散文“平易自然、义理精深、经世致用”的独特风格。如，欧阳修作为科举主考官，大力倡导古文，摒弃浮华骈文，尤其是嘉祐二年（1057年）榜，选拔出文风朴实、见解深刻的考生，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皆为此榜翘楚。

　　诗赋不仅能考察形象思维能力，而且也能反映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文学水平，因而，借由科举制，一大批人才得以脱颖而出。

　　诗赋可以言志，家事国事天下事、个人抱负和习性好尚皆可以从诗赋中曲折表达和宣泄出来。只有才情并茂、文理优长的人，才写得出好的诗赋。

　　唐代多数文学家考中过进士，如陈子昂、张九龄、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皆为进士出身。从隋唐至明清流传下来的多数诗文集也是科第中人所为。

　　宋代“重文轻武”，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经过科场中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北宋初期以诗赋为主，后来以策论、经义为核心，侧重考察文人的政治见解、思辨能力与文章功底，这一转变直接推动了宋代散文的鼎盛，造就了唐宋八大家中六位宋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文学传奇。

　　一定程度上而言，科举制还推动塑造了一个读书至上的文学社会。

　　隋唐以前，文学长期被门阀士族垄断，是少数贵族阶层的“雅玩”。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虽走向自觉，但创作主体多为世家子弟、宫廷文人，与普通民众关系甚少。

　　科举制的诞生颠覆了这一格局，明确“取士不问家世”，即使寒门学子，只要精通文墨，便有可能通过考试跻身仕途、改变命运。读书作文从少数人的兴趣，变成了广大士子的生存技能与人生追求。

　　由于科举考试以文取人，导致1300年间官员文人化，文人官员化。科举制打破阶层壁垒，以“文”为主要标尺，让文章成为寒士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等格言，提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与普及程度。

　　没有一种制度是绝对完美的，科举制当然有其无法克服的弊端。诸如，造成人才的遗漏，考试内容走向形式化而不具备实际使用价值，等等。但客观而言，科举制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刻、意义重大，对科举制应客观认识和评价。对文学而言，应试的压力、制式的规范限制了文学的自由发挥和想象的空间，而以文取士的形式，确实发挥了以考促学的功能，引导士人习文，促使人们努力向学，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增加了许多读书人或文人，减少了大量文盲，对中国的文化积累和文明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文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