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雨红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医患矛盾的场景冲上热搜，激起一轮轮对医患关系的讨论。

　　医患关系，既关乎制度，也关乎人性；既关乎资源分配，也关乎信任结构；既有现实的压力，也有情绪的投射。

　　很多时候，患者及家属的不满情绪并非毫无缘由。他们不是专业医护人员，短时间内无法掌握艰深的医学理论，如果医生忙于日常诊疗而省略了罕见不良反应的告知，抑或是诊疗过程中忘了“多说一句话”，就会导致医患矛盾的产生。

　　的确，医生应该及时、充分与患者沟通，《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病历书写规范》第十条等，明确规定了医生的告知义务与沟通方式，因医生没有履职尽责而导致医疗损害，法律法规就会出手干预。

　　可我们也要回归沟通的本质，它是两个人或多个人的行为，双向奔赴才是真正的有效沟通。

　　医疗过程充满不确定性风险，有些人认为“我来看病，你就得给我治好”，一旦疗效不如预期、康复慢于想象，巨大的落差便化为愤怒与猜疑，医患间的“心墙”越筑越厚。

　　还有一重误解，是将医疗服务等同于普通消费。患者挂的不是“专家号”商品，而是将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交付给一位同盟，向对方寻求专业的帮助。若带着“上帝”的消费者心态，动不动拿手机录音、以投诉相威胁，那么原本的同舟之人就会变成敌对的双方，医患角色认知出现偏差。

　　因此，当患者愿意换位思考，对医生的履职行为有更多理解，对医疗风险也有合理的认识和包容，医患之间的沟通才会更加顺畅、医患互信基础才会更加牢固。

　　从司法和行政层面来看，医疗容错机制同样必不可少，部分医务人员为了避免决策出错自惹麻烦，不敢替患者决断，导致医患沟通难以深入和细化。进一步完善现有机制体制，或能减少医务人员的顾虑，为医患大胆沟通和果断决策扫清障碍。

　　医疗的终极目标不是疾病的消除，而是人的完整。在每一次医患相遇中，沟通的质量决定着医学人文精神能否穿透制度的壁垒与技术的冰冷，抵达治愈的本源，这不仅是身体的康复，更是人与人之间理解的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