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雨红 朱平

　　日常生活中，你是否有过这样的就医感受——医生专业严谨的病理解读略显晦涩，自己难以快速理解，内心平添焦虑；或者因为对诊疗方案、就医流程抱有不同期待，而心生落差？

　　类似的情况，每天都在医院里发生。事实上，这些都因医患沟通不当引起。一次真诚顺畅的沟通，既能精准摸清患者病情、辅助医疗决策，也能安抚患者情绪、契合就医期待，让诊疗服务更加暖心高效。

　　从医者培养角度来看，优秀的医生不仅要有精湛医术，更要读懂患者的情绪诉求、价值观念与现实处境，用妥帖的沟通方式拉近医患距离，达成诊疗共识。

　　2010年，为进一步推进医学生人文素养培育，健全综合能力培养体系，引导未来医者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浙江大学医学院开设《医患沟通学》课程，今年初获评第三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连日来，记者走进学校听课、跟随临床见习，在真实教学场景与临床案例中，体悟医患沟通赋予医疗的温情力量。

　　填补只懂技术不懂交流的空白

　　“说话，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技能吗，为什么还要教？”“医患沟通，根本称不上是个学科体系。”……课程设立之初，质疑声不断传来。

　　先试想一下以下的场景——

　　诊室内，医生只顾着记录病情、开具检查，没有进一步询问患者情绪与诉求，然后呼叫下一位进来；另一个房间内，医生先微笑让患者坐下，再循序渐进引导对方讲述症状病史，边耐心安抚情绪边细致研判病情。

　　同样的问诊时间，是否前者容易让患者产生“疏离、不被重视”的感觉，后者则融洽很多？当医生把人文关怀融入到每一个诊疗细节，患者更能感受到被尊重、被关心，同时也会更加信任医生。

　　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生有三件法宝：语言、药物和手术刀。可见在医学中，沟通的重要性。但回望医学史，医生的沟通能力并非一开始就被业界重视，而是近20多年才在各国医生培养标准里占据一席之地。

　　2001年，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正式出台的《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文件中，沟通技能位列其中；2003年，我国教育部也将“沟通能力”写进了《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学基本要求》；《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年）》中专门提到，要增进医患沟通。

　　临床现实需求倒逼课程建立。“学生只懂技术不懂交流，这个空白必须补上。”作为课程牵头人，浙江大学生殖医学专家、医患沟通学教研室主任徐键决定带领团队，创设《医患沟通学》这门课程。

　　“从广义上说，医患沟通不仅包括语言，还有动作、环境等，是个极其复杂的诊疗体系。”徐键说。过去，国内各大高校医学院还没有开设医患沟通的系统性课程，医学生关心病人全靠跟着老师耳濡目染，如语气要缓和、触诊前要搓热双手，但这些沟通技巧没有具象化流程和系统框架。

　　为此，教学团队跳出单纯讲授“说话艺术”的浅层模式，在经过脱敏处理和典型化加工的临床案例中嵌入知识点，引导学生举一反三，培养共情能力。

　　同时，参考和借鉴了国际上临床实践中成熟的医患沟通范式，如采用Kalamazoo共识（来源于1999年由21位北美的医学教育专家达成的卡拉马祖宣言，规定了医患沟通的七个主要任务）来引导患者述说病情、采用SPIKES方式（SPIKES沟通模型是医生向患者告知坏消息，如癌症确诊、病情恶化时常用的六步沟通法）来告知不好的消息、采用NURSE模式 （即命名、理解、尊重、支持和探索，是护士回应患者情绪反应的五步沟通法）来和患者开展病情讨论并取得患者的配合等，并融合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让学生理解医患关系背后的深层结构，建立起“大医精诚”“以人为本”的沟通哲学。

　　如今，《医患沟通学》已组建起一支20多人的教学团队，均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各附属医院的一线临床医护人员。团队分线下授课组、慕课（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制作组、AI课程研发组等。

　　值得一提的是，慕课上线至今，全国有49所高校将其作为学生指定选修课，另有202所高校学生自主参与学习，线上累计互动超5万人次。放眼全国，复旦大学、中南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高校都围绕医患沟通开设了相关课程。

　　这段时间，团队正开发完善课程智能体，学生可随时挑选感兴趣的知识点进行线上学习交流。

　　为临床搭配一味“药引”

　　浙大医学院阶梯大教室里，一场“角色扮演”正在上演——

　　一位患者在诊室外等候许久，迟迟未叫到号，心中难免焦躁。这时，有人搀扶另一位有紧急就医需求的患者径直走进诊室。见状后，前一位患者当即起身表达不满，质疑对方随意插队、破坏就诊秩序。面对患者的不满情绪，扮演医生的学生站在原地，有点手足无措。

　　牛旋是浙大医学院妇产科专业研二学生，当时他就坐在讲台下看这场“角色扮演”。在他的设想中，如果自己是那位医生，可能也会和台上的同学一样瞬间乱了阵脚。

　　浙大四院眼科专家张永明作为授课老师，现场拆解了应对逻辑：“面对等候焦虑的普通患者，重在安抚情绪和管理就医预期，比如告诉对方‘马上就到您，今天一定会把所有患者看完再下班’；对于急症重症患者则需快速询问病情，并向其他患者做好解释说明，在争取理解的同时制定诊疗方案，开展救治。”

　　牛旋听后恍然大悟：“以前觉得医生的职责就是把病治好，沟通是诊疗过程中自然发生的事，无需刻意钻研，没想到这里头学问这么深。”原本内向、不善言辞的他，在一次次系统训练下，渐渐有了改变。

　　“原来临床中的话术、语气、肢体、场景应对、禁忌语等都有讲究，且都有路径可循。可能我无法做到完美，但上过这门沟通课，在某些话脱口而出之前，至少脑子里会多一道刹车。”牛旋说。

　　不过，即便大家已认识到医患沟通的重要性，依旧有人会问：“难道上个课就学会沟通了吗？”

　　“医患沟通没有标准答案，但这是一门可以系统学习、持续精进的人文艺术。”在张永明看来，医学生正式步入临床一线前，先埋下一颗人文沟通的种子，然后循序渐进浸润成长，等到他们独立面对患者行医时，种子便会慢慢生根发芽。这门课，好比是为临床诊疗搭配的“一味药引”。

　　记者发现，走进课堂的大多为临床医学三、四年级本科生，他们刚接触临床，开始面对真实的病人，也开始遭遇真实的困惑。

　　比如，对于病情轻微却执意要求高端检查或复杂手术的患者，不知如何科学引导经济适配的诊疗方案；有些患者对检查结果不以为意、心存侥幸时，又该如何情理兼顾地讲明利弊……带着真实问题去课堂寻找答案，也许更容易产生共鸣。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医学技术飞速迭代，真正决定医疗温度的，正是那些在课堂上被反复练习的事：怎么温和开口，怎么耐心倾听，怎么换位思考，怎么让一句话、一个动作成为治愈的开始。

　　下课时，记者看到一名医学生夹在笔记本里的课程宣传册，扉页上印着一句话：“真正的医患沟通，不只是语言的交流，更是心灵的对话。”

　　这是医患沟通课的核心定义，让记者不禁想起美国医生爱德华·特鲁多那句经典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慰藉。医生为患者技术治疗的同时，更要给予人文关怀。

　　让“无用”成为有用的解药

　　有效的沟通，或许不一定对疾病治疗直接有用，但一定能顺利推动诊疗，蕴含着治愈身心的力量。

　　“医生不能只看到技术，还要看到每个独立又完整的‘人’。”在一次真实的临床经历中，浙大医学院博士生刘博文被这句课堂上记下的话“击中”。

　　大约两年前，刘博文在浙大一院当住院医师。有一回，他碰到一位患者术后情绪很低落，便在病房多留了些时间和他聊了聊，才知道对方担心手术效果和后续恢复情况。刘博文耐心安慰，告诉患者手术很成功，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很快就能康复。

　　之后每次查房，刘博文都会留意这位患者的情况，给予他鼓励。慢慢地，患者情绪有了好转，病情恢复得也越来越好。患者出院那天，还特地跑到刘博文办公室表达了感谢。

　　那一刻，他想起课堂上老师曾说过“双向奔赴，才是医患关系最动人的模样”，也更加懂得一名优秀的医生不止于“把病看好”，更需要在精湛的医术之外，构建起包含沟通能力、人文关怀、医德修养等多维能力体系。

　　被一门课程滋养的不止学生，还有老师自己。

　　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十余年，浙大四院神经内科专家傅晶晶对溶栓再熟悉不过，但她经常碰到患者家属因为不理解溶栓的原理，而陷入“要不要做”的纠结，导致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备课过程中，傅晶晶找到了“解药”。她发现外科医生通常会准备一些模型、解剖图或短视频，提高医患间的决策效率。

　　为此，傅晶晶自制了一张“百人图”——32个绿色小人代表术后改善良好，3个深红色小人代表有并发症，其余小人代表虽无明显改善但无副作用。有了直观示意图，她与患者之间的沟通顺畅许多。自加入课题组以来，傅晶晶愈发认识到沟通的重要，并不断为自己的沟通能力补课。

　　张永明也在一边授课，一边“充电”。眼科有不少婴幼儿和儿童患者，他们天性好动、畏惧陌生检查，往往难以配合诊疗。他从儿科医生身上受到启发，在诊室里新添了各种形状和颜色的小玩具，有时还把“诊疗室”搬到童玩区，以游戏沟通的方式拉进与患儿的距离。现在，患儿抵触情绪明显缓解，配合度大幅提升，家长也更安心。

　　关于医患沟通的魅力，你还可以看看百年前，时任浙大二院前身——广济医院院长的英国人梅滕更查房时，一位小患者彬彬有礼地向他鞠躬，深谙中国礼数的梅滕更也深深鞠躬回礼。再向前追溯，医祖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等无一不是视病犹亲、术德兼修，他们的医学人文道德观被现代医者传承。

　　医为仁术，必具仁心。医学有严谨理性的一面，也饱含人文温情，一句贴心的宽慰、一个暖心的举动，都是诊疗服务中的自然组成部分，为医学注入直抵人心的力量。

　　因此，学会沟通，是一种深藏不露的行医智慧，也是贯穿医生职业生涯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