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晓明

　　一

　　有一天，我读到一首清代嘉兴人钱泰吉的小诗。其中最后两句是“开卷不敢读，一字一行泪”。我问我的学生：“怎么解释？为什么作者会有这样深重的感情？”

　　钱泰吉与从兄钱仪吉时称“嘉兴二石”。一生未中举，主讲海宁安澜书院终老。上引诗见于《述怀三首》，写于他屡困场屋之时。

　　读书之事，古今沧桑，学生自然回答不上来。古今读书人心中最有感情的事情，已经根本不同了。泰吉自幼刻苦学习，十八岁时以经义古学第一名的成绩补嘉兴县学学生。经学，是家族的厚望所寄，是天赋的异禀所在，也是忠孝的情感所泊；而一生治一经，又是乾嘉时代读书人的理想生活与标准成就。然而，为了中举，为了功名，二十年来困顿因循，这一愿望一直落空，父母之托命、圣贤之心传、个人之喜好才情、时代之重任，尽付之岁月流水而已，能不沉痛乎？

　　诚如嘉兴人朱彝尊所说：“乡之大夫士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耻为胥吏，罕习武事（《太守佟公述德诗序》）。”木心说：“乌镇的历代后彦，学而优则仕，仕而归则商，豪门巨宅，林园相连，亭树、画舫、藏书楼……寻常百姓也不乏出口成章、白壁题诗者。”后来，我在大学里讲《诗经》《论语》《孟子》《中庸》，潜心体认中国经典的真切、深沉与厚重，钱泰吉的小诗、朱彝尊甚至木心的话，也时常会在经书的字里行间晃动。我从乡邦文献的一枝一叶，了解传统精义，也了解嘉兴人由此而来的文脉与文心。

　　江南女性分明也有一个特点，即士人化，成长为读书人。嘉兴传奇女子柳如是，是其中的典型。她自幼被卖入娼门，然而不甘沉沦，正是在诗文书画的熏陶中，由风尘女子，翻转命运，成长为志趣高洁的士人。大史家陈寅恪更在其巨著《柳如是别传》中，赞颂她身上体现的中国近现代读书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1995年夏天，整整一个暑假，我沉浸在《柳如是别传》这本大书中，不仅为陈柳因缘、钱柳因缘荡气回肠的人生故事而唏嘘，不仅为柳如是的才华与心气而陶醉，更进而为明末清初的江南，名姝奇女、高僧志士、诗人侠客以及现代的风流云散而心有戚戚焉。久而久之，“江南”这个词语，渐渐对我有一种魂牵梦萦的魔力。

　　第二年开始，我利用节假日等一切机会，跑苏州、杭州、嘉兴、绍兴、常熟、湖州……富春江、钱塘江、天台山、西湖、南湖……以及大大小小的古镇，1998年写作并出版《文化江南札记》，从此一发不可收，撰写《江南文化诗学》，编撰《江南女性别集》《江南大义》，爱江南、写江南、讲江南，“岁月的新痕与历史的旧迹不期然而然地相遇，在情在义地勾画一个地名背后的巨大天地”，这一切的最早动机，竟是从一个女子，那被陈寅恪称为侠女、神女、奇女子的柳如是开始的。

　　我与嘉兴的因缘，也正是我读江南的初心。

　　二

　　早在唐代，白居易在长安回忆江南，有《想东游五十韵》，用了很长的篇幅歌咏嘉兴。最适意的两句是“食宁妨解缆，寝不废乘流”——寝食坐卧，皆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诗有小序：“大和三年春，予病免官后，忆游浙右数郡，兼思到越一访微之。故两浙之间，一物已上，想皆在目，吟且成篇，不能自休……”所谓“浙右数郡”“两浙之间”，正是嘉兴。唐代的嘉兴水乡，就这么好。但是嘉兴人王国维不同意，似乎觉得山西人白乐天，不能真正懂得嘉兴的美。他很自豪地说“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家家门系船，往往阁临水。兴来即命棹，归去辄隐几……枯槎渔网挂，别浦菱歌起。何处无此境，吴会三千里。

　　如果说，白乐天诗是一个退免的官员对江南的留恋，而王国维诗则是“家家”“往往”，是真正的水乡居民家常的亲切情感；白诗回忆的是一次旅行，而王诗回忆的是春夏秋冬，以及包含了苏州在内的三千里浙西。尤可注意的是，诗人将嘉兴的水乡上升到整体的“江南美”这个高度上，跟我们今天要说的“嘉兴醉（最）江南”，作为“醉美江南”之中心，看法不约而同。

　　也由是，嘉兴的人物有许多特点，譬如清明、洁净、正直、刚直，真可谓“士大夫之乡”。典型者如王国维、沈曾植、张元济、丰子恺、太虚、谭其骧、陆费逵、徐志摩、金庸等。

　　而且，不少人物性格颇有张力，命运多有反转。譬如重要文化标志人物：范蠡、柳如是、吕留良、李叔同、王国维、沈曾植、张元济、丰子恺等，尤其是李叔同之出走与王国维之自沉，我称其为近代中国的两大文化之谜，其中引发了无穷的猜想解读。

　　无论如何，他们的性情与命运的张力，分明浓缩了近代中国历史与思想文化内在的种种紧张：忠与义、美与力、理性与感性、道德与宗教、文艺与心灵、古典与现代，等等，一直延续到今天。

　　三

　　嘉兴的文化基因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密码，即特殊地缘与“文化兼性”。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嘉兴府志·形胜》写道：“本郡为浙西大府，巨海环其东南，具区浸其西北，首尾吴越，襟带苏杭；又平原衍壤，海滨广斥，沿海诸山隐隐拱向，支流千万，相错如绣。诚哉泽国之雄，江东一都会也。”这是说嘉兴兼有吴越、山海、河泽的形胜。我们将吴越之间、浙东浙西之间，苏杭之间、水乡海洋之间，称为基于地缘而来的“文化兼性”，即对于四周的文化特质，均可兼而有之。

　　今天的嘉兴地名，还保留着吴根越角的“国界桥”，城门有往姑苏的“吴门”，往杭州的“越门”。嘉兴像一个桥梁，沟通各方。“兼性”也是由于地缘居间的性质，可引申为刚柔之间、进退之间、文野之间、商政之间、学问与日常生活之间，甚至干戈与玉帛之间，既相通达往来，又都有可以转圜运作的分寸。如此说来，嘉兴不正是江南的“文心”么？

　　嘉兴古地名槜李。两千多年前，这里发生过有名的槜李之战。《左传》是这样记载的：

　　吴伐越，越子句践御之，陈于槜李。句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还，卒于陉，去槜李七里（《左传·定公十四年》）。

　　这里展示的是浙东文化的特质。与中原礼乐文明相比，浙东越地民风彪悍，崇尚勇力与决绝，让罪人在阵前集体自刎以扰乱敌军，展现了为达目的不惜代价的狠烈与隐忍，这正是后来勾践能“卧薪尝胆”的精神底色。

　　无论如何，正是这场战争，定义了嘉兴的史诗地标：“槜李”因此变为一个承载着历史重量与文化记忆的符号，嘉兴成为吴越争霸核心舞台的见证。槜李之战不仅是一场靠非常规手段获胜的战役，更是讲礼义的春秋时代的结束，讲霸力的战国时代的开始。可是，神州华夏的历史，真的要与复仇、蛮血、刀光剑影为始终么？

　　然而，清人朱彝尊明确地说：“（嘉兴）其俗少阴狡。”我知道的是，嘉兴的文化性格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改变。士大夫之乡，依然是士大夫之乡，直到清人钱泰吉，对代表华夏人文的经典依然有很深的感情；直到王国维，依然为华夏文化的命运而殉文化；直到李叔同，依然为东方文明的命运而即世间而超世间。当然，勾践的隐忍，也内化为一种内在、低调、柔性的刚健，浙东与浙西，有时也不分明。柳如是那样一个婉转倚门的小女子，居然也有反清复明的大愿力。而后世人讲起槜李，多半淡化了其中的血污与阴狡，代之以令人迷醉的李子，以及美人西施的流风遗韵与高人范蠡的飘然而去。

　　这就是文明的力道。嘉兴的故事，仍有很多篇幅待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