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先后交替的五个中原王朝陷入频繁战乱、遍地狼烟、生灵涂炭时，钱镠开创的吴越国则实施“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为几代百姓赢得了相对和平安宁的生存、生活环境，使之免受战争灾难。谭其骧在《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中记载：“独两浙在钱氏保据之下，晏然无事者垂九十年；两浙既然是当时唯一的乐土，因而杭州遂成了乐土中的天堂；乐土中的天堂，其繁荣富盛，自非复其他兵乱之余的都会所可比拟的了。”战乱的五代，在北方人口锐减时，仅十三州的吴越，户数却激增至55万户，占当时全国总户数的1/6、南方总户数的1/4，十三州人口竟然相当于整个北方中原大地的一半以上。

　　吴越国不失时机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在经济发展中又能紧紧抓住农业经济的命脉，即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且成就卓著。钱镠亲临钱塘江祭天射潮，表现出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和气概，广泛动员民众大规模筑“捍海塘”，终于筑成了自杭州六和塔至艮山门的数十里坚固的“捍海塘”。此后，吴越境内沿江海处普遍修筑，仅海宁盐官这一带所修江堤即达214里，可见规模之大。从此，杭州湾沿江沿海免受海潮冲击，“昔之汪洋浩荡，今成沃壤平原”。

　　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自然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机遇。北宋《宣和书谱》称：“方浙右富庶登丰之久，上下无事，唯以文艺相高。”吴越国网罗文人学士，唐末名家皮光业、罗隐等都受到礼遇。绘画艺术方面，最著名的是诗僧贯休，他的罗汉画是佛教绘画史上的瑰宝。各地书画家“同时入吴越”，使吴越国的绘画艺术处于当时全国的领先地位。吴越国的石窟造像在当时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吴越国的天文学也相当发达。钱镠父母墓室都有研绘天文图，这些星象图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在钱元瓘墓中发现的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星象图，所刻星象位置更为准确完整，尤其是图上刻有基本坐标线，体现了吴越国对天文学的崇尚和天文学研究的突出成就。

　　经济的繁荣，基础在于生产的发展，但其实现还有赖于商贸的畅通。吴越国鼓励商贸，实行对外开放，和朝鲜、日本、新罗、环王（越南）、室利佛逝（印度尼西亚）、占卑（苏门答腊）等国商人通商。当时涌现出一批重要的丝绸之路港口，特别是明州港（今属宁波市），成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起碇港和交汇点。世界各地的货物诸如沙金、水银、木材、硫黄、人参、麝香、红花，珠宝、象牙、犀角以及波斯的石油等“洋货”，由明州进入中国；中国的重要出口货物，诸如丝绸、瓷器、茶叶、经卷、中药等，又经过明州港被送到世界各地。海上丝绸之路频繁的商贸活动，使地域狭小、资源短缺的吴越国，能依托整个中国乃至海外的巨大市场而在当时实现地区富裕，这种商业文明应是吴越国为浙江人民留下的又一重要遗产。

　　（以上内容均见公开报道、公开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