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潘如龙

　　吴越国是五代十国时期存续时间最长、最稳定的一个地方政权。充分挖掘吴越国文化的当代价值，对于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苏轼曾这样盛赞吴越国。其祥和景象，在乱世年代实属难得。这首先得益于钱氏始终奉行中华大一统理念，坚持“善事中国、保境安民”国策。善事中国、奉中原王朝为正朔，既是强化吴越国政权合法性的务实之举，也为吴越国赢得抗衡强邻的制约力量。“保境”，是在动荡年代抵抗外敌侵扰，保护一方百姓，为中原王朝实现一境之安，甚至可看成为大一统国家作准备。

　　“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钱镠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他重视民生，修城池、凿水井，设养济院、育婴堂。他劝课农桑，兴修水利。从公元907年被封为吴越王，他就开始了治下的休养生息和有规划的生产建设。钱镠带领百姓创新修筑了捍海石塘，历史性地解决了杭州咸潮侵袭问题，留下了“钱王射潮”的动人故事。同时，他还对吴淞江、太湖、西湖、东钱湖等进行了全面治理。钱镠在太湖地区招募“撩浅军”进行“圩田”，在西湖组建“撩湖兵”疏浚西湖。钱镠当政时期，农业基本丰收，“斗米十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与民生息，才能使社会和谐、百姓诚信。

　　“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航海所入,岁贡百万”。当时的杭州港航运繁忙，吴越国对外贸易收益丰厚。918年，吴越国失去了陆路与中原交往的北、西、南三个方向的所有通道，于是只能向东从海上加强与外界的交往，北与契丹、朝鲜半岛、日本来往，南与东南亚国家、印度开展贸易，西至阿拉伯甚至非洲国家。唐代宁波的户数不到金华的1/10，北宋时即增至金华的4/5强。可见，吴越国时发达的航运使宁波的人口骤增。浙江向海而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地，吴越国时期是浙江走向海洋的关键时期，这可谓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中“开放图强”的重要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