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试点布局，不仅是在空间上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延伸，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发展动力不再重点来源于政策或财政倾斜，取而代之的是以体制再造为核心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综合配套改革，与过去大不一样——以往是国家出政策，地方试点；而现在是地方出意见，中央批准。

　　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杨周彝认为，优惠政策好比直接给粮食，而试点赋予的是“生产自主权”。

　　也就是说，原来试点地区只能按照既有政策框架改革，此次则给了试点地区自主探索改革之路的机会。

　　而对于浦东、天津滨海抑或深圳来说，三地虽然同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基础较好、区位优势明显，但他们也有着迥异的“个性”。

　　首先是经济结构不同，浦东和深圳服务业比重较高，滨海新区第二产业比重较高；其次，是国家对三个地区的要求或定位也有所不同；第三，是三地区行政管理体制不同，浦东和滨海新区均为区一级建制，深圳则拥有更大的决策权，也拥有独立的立法权；第四，是各自遇到的障碍和困难不同：浦东和深圳更多的是要解决资源、环境和开放变量约束下的再发展问题，滨海新区则迫切需要解决加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显然，三地的综合配套改革，是必须在“规定动作”内完成更多“自选动作”。

　　上海方面在试点方案中提出把重点放在体制创新上，其中最核心的三条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金融体制改革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据透露，“十一五”期间浦东新区还将在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推进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有重大举措。

　　深圳提出要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市政府出台的２００６年１号文件要求，在金融改革创新发展方面实现新的跨越，实现金融业从规模发展向效益发展、从引进发展向对外辐射发展等“五个转变”。同时事业单位改革、行政性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改革、财政性资金的配置方式改革等，也都在深圳酝酿推进。

　　而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则表示，要按照经济区来架构新区的行政管理模式，做大做强功能区，并在政府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有关人士称，“十一五”期间滨海新区每平方公里投资密度将累计新增２２亿元，实现生产总值５３亿元。

　　深圳、浦东、天津滨海新区的改革，正是中国尝试观念、组织以及制度再创新的关键之举。有关专家分析指出，在三地的改革蓝图中，围绕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观念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是核心，是破解全局性症结的“刀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