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浦东新区成为“国”字号试点地区不到一年，天津滨海新区的正式身份确立也才20多天，深圳的综合改革只是停留在“地方粮票”中，但是，它们各自的综合配套改革却早已启动，而且已经程度不同地遇到了困惑与问题。

　　２月２４日，在深圳银湖的“中国脑库”，不公开地举行了第一届“沪津深三城论坛”，主题就是：“综合配套改革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来自３市的近６０名重量级学者和官员，共同研讨关于综合改革的操作问题。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三地显然都打算通过行政区划方面的调整来推动综合配套改革，上海一直热烈讨论的是“二级市”构想；天津计划对滨海新区内的“五个行政区、三个功能区”进行整合；深圳则正设想剥离街道办以下行政部门的经济管理职能，使之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社区管理机构。

　　不过，三地学者都承认，难度很大，阻力不小。

　　从广度上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将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文化生活、社会和谐、生态环境等。

　　从深度上看，综合配套改革会触及一些体制内核问题，可能会是一些经济、社会、法制等制度的再造过程，也是一个整体制度创新的过程。改革将更多地涉及不同利益群体、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既需要总结和一定的破与立，也需要较高的操作艺术。

　　若将制度创新划分为三个层面，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种趋势。一是项目层面的创新，早期中央的放权让利多属于这个层面；二是与项目相配套的政策层面。比如土地批租、外资优惠政策，这都是推动项目的政策；第三个层面就是推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如何和国际惯例相接轨，这是更深的一个层面。

　　综合配套改革的推动方式，目前是以地方为主来推动。因此，有专家建议，加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推动方式的结合。上海浦东成为第一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之后，中央各部委非常重视，跨国公司外汇管理方式试点９条措施迅速出台，正是浦东金融部门和中央金融部门共同推进的结果。

　　而对于更多学者来说，他们还在思考另一些问题：国家对各地的综合配套改革是否应有不同的支持政策？如何寻找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结合点？国家层面是否应该加大对综合配套改革的领导力度？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经验能否复制？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