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荷凤

　　王曼老师一百岁了。

　　百年于一个人，是漫长岁月；放在医学的时间里，又恰好可以看见几代人的接续与变迁。

　　我和王曼老师结识已逾四十年。1977年12月，我走进高考考场。1978年2月，我成为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的一名学生。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日后会遇见一位老师，她对我的影响，远超过我的求学经历。

　　1986年，我考入原浙江医科大学妇产科专业研究生，成为王老师的弟子。此后，无论临床、科研还是带学生，我常常会在一些具体的选择面前想起她。所谓师承，大约并不只在课堂与论文里，也在多年以后仍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与取舍。

　　认真是本能

　　我第一次听王老师讲她的身世，是研究生入学不久的一个傍晚。她说得很平静，几乎没有渲染。我却在那种平静里，第一次触到她早年经历的重量。

　　她出生在浙江嘉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母亲是师范学校的教师。若在太平年月，本该是安稳的闺秀人生，却被一场战争碾得粉碎。抗日战争爆发，父母相继去世，她小小年纪成了孤儿。战火给她留下了一个刻进骨子里的念头——学医。她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的想法很朴素：“人活着总要生病的，生病了总得有人治。”

　　她考入了贵阳医学院，师从李瑞麟、王季午、燕淑昭等名医大师，选了妇产科这个兼具外科利落与内科细腻的专业。她常跟我说：“妇产科好，这一行离新生命最近。”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1950年她从医学院毕业，此时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前线的伤病员越来越多，医务人员严重短缺。王老师没有犹豫，毅然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医疗队。多年后我当面问她：“那时候不怕吗？”她笑了笑说：“怕什么，当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出发前几天，她特意找到当时也在杭州的哥哥，两人合了一张影。她说，那是给家里人留的遗照。后来手术队没有冲到最前线，被安排在山东兖州。她是妇产科医生，却进了外科手术队，在第15野战医院为从前线护送下来的大批伤员做截肢及其他手术。她跟我讲那段经历时，特别平静：“白天做手术，晚上睡不着。睡不着就起来备课，给部队的医务人员上妇产科课。”她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眼里是有光的。

　　1974年，王老师被派往马里进行医疗援助。马里条件艰苦，蚊子成灾，当地妇女病的资料几乎空白。王老师就白天看病，晚上整理病例、做调查。她把妇产科日常的药名、病名、化验名用英、法、中三种语言列出来，留给后来的医疗队。马里蚊子多，晚上写东西不得不把电风扇开到最大对着脚吹，她后来大腿关节的病根，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落下的。

　　我后来在创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科和遗传科的困难时刻，每次在实验室熬夜、攻克难关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个在马里开着电风扇写笔记的王老师。

　　王老师让我们明白，一个真正的医者，不仅要治愈眼前的病痛，更要心系苍生，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健康事业紧密相连。因此，我也始终将这份“大爱”视为医学事业的重要尺度。从最初致力于让不孕不育家庭“怀得上”，到后来提出“配子源性疾病”理论，再到如今牵头组建中国人自己的医学数据库，实施“中国新生儿多组学计划”，我的目光不再局限于一张手术台，而是投向了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和国家人口质量的提升。

　　2017年11月，我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电话打过去报喜讯，王老师在那边停了两秒钟，然后声音一下子亮了起来，说了一句话，我至今一字不差地记得：“你以后可以在更大的平台为人民服务了！”

　　那一刻我鼻子发酸。她高兴的不是院士的头衔，而是她的学生，能在更大的平台上，继续做她当年在战地医院、在马里、在每一个深夜的手术台上做的那些事。

　　王老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刻在骨子里的“认真”。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领教这份“认真”的场景。那是在她当院长时期，我们这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刚进医院，她亲自给我们制定了一套特殊的培养方案，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住院医师”，吃住都在医院，周六才能回家住一晚，周日就得回来报到。那时候我们私下里叫苦连天，觉得这要求太不近人情。可后来才明白，王老师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临床医生，必须在病床边长大。

　　她查房时的严格更是出了名。患者的每一项检查、每一个指标，她都要求经管医生做到心中有数，能脱口而出且毫无差错。有一次我汇报病史时随口说“产妇25岁结婚”，她立刻打断我，严肃地纠正：“错了，是26岁！”

　　我一时怔住，心想25岁与26岁，有何大碍？可老师的表情告诉我，在她这里，没有“差不多”。每一个数字、每一项指标、每一份病历，都不容有半点含糊。她常说：“妇产科医生手里托着的是两条命，马虎不得。”那时候，这番话尚未真正落进心里。

　　后来我自己做了老师、做了导师，才开始真正理解王老师当年的“顶真”。医学是一门极其精密的科学，任何一个科学结论都必须经得起推敲，容不得半点虚假与浮躁。从医数十年，无论是面对多复杂的疑难杂症，还是主持国家级的重大课题，我都要求自己做到极致。

　　我这样教我的学生，他们也这样教他们的学生，一代一代传下去。他们在繁重的临床、教学与科研中连轴转，会在深夜讨论课题，会对每一个异常的检验数据“较真”，会在书写病历时字斟句酌。我们都知道，认真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习惯，一种本能。

　　尽管去善良

　　在我们这支队伍里，大家最看重的，始终是那份藏在白大褂下的“善良”。王老师常教导我们：“要把病人当亲人。”她的善良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她懂病人的每一分焦虑，也接得住家属的每一次慌乱。这份细腻柔软的共情，就这样一直传了下来。

　　我听师姐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妊娠四月合并子宫肌瘤的孕妇，检查提示肌瘤较大需要手术治疗，但一旦手术，胎儿很难保住。那天，她满脸泪痕地被推向手术室，在走廊上碰巧遇到了王老师。王老师见她哭得如此伤心，立刻拦下担架，问主管医生怎么回事。问完还不放心，又调来病历资料，站在走廊里一页一页地翻、一行一行地看。看了许久，她抬起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暂停手术，改保守观察。她分析说，从肌瘤的大小和怀孕时间来看，胎儿仍处于正常发育阶段，可以暂时随访处理。几个月后，这位孕妇成功剖宫产，母婴平安。

　　我后来问过王老师：“当时万一判断失误，可是要担责任的。”她笑了笑说：“担责任的事多了，但不能因为怕担责，就让病人失去一个孩子。”

　　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她对自己也是如此。当年她怀孕七八个月时，还挺着大肚子站在手术台上。到了孕后期，她担心手术中子宫收缩导致破水，就在白大褂口袋里放一盒黄体酮，每次手术前先给自己注射一针，让子宫安静下来。就这样，一针一针，撑到了预产期。

　　多年后再想起这个细节，我仍很难轻轻带过。既心疼，又震撼。手术台上的患者总被她放在前面，却忘了自己也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孕妇。

　　这份医者仁心，像一条温暖的河流，在我们五代同堂的血脉中静静流淌。

　　我成为导师开始带学生后，常对他们说：“尽管去善良。”这句话，被刻在了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校园的石碑上。

　　医学界有句俗语：“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妇产科。”可在我们这支队伍里，大家却把这份“累死累活”当成幸运。

　　老同事们说起王老师，最深的印象就是她永远是最肯吃苦的那一个。无论多疲惫，只要病人需要，她从没“早退”过。

　　老师曾评价我“特别努力”，其实，所谓“特别努力”，在我看来也并没有什么秘诀。我不过是一直把她挺直的背影当成了自己的标杆，然后默默跟上而已。

　　后来让我最难忘的，是当年攻关浙江“试管婴儿”技术的那段日子。

　　那时候是真的难。没有设备，没有外援，连买实验器具都找不到门路。我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式自行车，走街串巷，硬是把能凑的实验器具一件一件凑齐了。最要命的是取卵针，中国内地买不到，只有我从香港进修时带回来的十根。每一根都跟宝贝一样，用完洗、洗完消毒、消完再用，一根都不敢浪费。

　　实验室条件也简陋得很。我们常常晚上干到深夜，失败了重来，再失败再重来。那时候没有什么先进仪器，就是一遍一遍地试、一遍一遍地改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终于，1995年，浙江省第一例“礼物婴儿”[1]诞生。1996年，浙江省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听到孩子哭声的那一刻，我眼眶一下子湿了。不是因为辛苦，是因为我们终于做到了。

　　后来，我们的生殖中心成了国内第一批可以开展全部辅助生殖技术的单位。从十根取卵针到全国领先，靠的不是运气，是一代代传承者没日没夜的坚持。

　　医学不是孤岛

　　王老师身上有一个特别可贵的地方，她虽身处妇产科，却从不被传统框住。她总是鼓励我们大胆去想、放手去做。她常说：“医学本来就不完美，你不去推它一把，它怎么往前走？”那时候能说出这种话的妇产科前辈，不多。

　　20世纪60年代，宫颈癌还是妇科的大难题。广泛性根治手术和淋巴清扫术刚刚起步，大家对这个手术都特别谨慎，生怕出一点差错。医生们对手术患者的选择标准极严，主张手术后不再进行放疗。王老师没等别人给她定规矩，她自己选择了28例患者进行手术治疗，全部痊愈，没有一个复发。28例，全部！她后来回忆说，当时患者数量少，很多人想尝试这个手术，但她并不为手术而手术，她坚持推行适合手术的就手术，不适合手术的就放疗。肿瘤随访制度，也是从这28例患者的随访卡片开始建立的。这不是运气，是她对解剖的精准掌握,对手术的反复打磨，对术后管理的严格把控，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作为她的学生，我深知：创新不是凭空而来的灵光一现，是有底气的突破。试管婴儿技术广泛开展以后，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试管宝宝和自然受孕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差别？会不会不健康？这个问题，不能靠猜测，不能靠直觉，只能靠数据说话。

　　2007年，我们团队设立了全国首家“ART子代健康随访门诊”。我们把每一个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孩子，从出生开始，一项一项地跟踪：生长发育、认知能力、智力水平、心理状况，全部记录在案，长期随访。我的学生朱依敏团队坚持了二十年，随访人数已经超过一万人。学生丁国莲、封纯、徐谷峰、田申、胡小玲等证实了，如果母体曾发生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或内分泌代谢紊乱，出生的孩子将来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显著增加。这个发现把我们的研究从“能不能怀上”引向了“孩子将来会不会更健康”。我们首创了“配子源性疾病”理论，提高了试管婴儿的安全性，从源头阻断遗传性出生缺陷和发育源性疾病。

　　王老师做了一辈子妇产科，可她从没让“妇产科”三个字把自己框住。

　　她总是鼓励我们拓宽视野，往外看。她说，医学的进步，很少是在一条路上直直走出来的，多半是在两条路的交叉口上撞出来的。所以她支持我们把基础医学和临床实践融在一起，把中医和西医的长处融在一起。在那个年代，能有这种眼界的妇产科前辈，不多。

　　1979年到1980年，王老师干了一件在当时很“前卫”的事：带领全省和本院的妇产科工作者，搞中西医结合。不是为了赶时髦，是实实在在为了解决临床问题。当时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妇科最头疼的病之一，很多患者西药治不好，手术又复发，走投无路。王老师就带着大家做研究，用醋酸棉酚做治疗实验，一边在实验室里摸机理，一边在病人身上看效果。那时候没有“转化医学”这个词，但王老师做的事，就是转化医学。

　　她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医生的眼光，不能被科室的牌子框住。问题在哪里，眼光就要看向哪里。病人的病是全身的病、是系统的病，你不能只用一个学科的视角去解决它。

　　后来我在提出“配子源性疾病”理论的时候，做的就是“跨界”的事——把生殖医学和遗传学、表观遗传学、慢性病流行病学融在一起。以前大家说“试管婴儿”，只关心能不能怀上；我们把眼光往前推了二十年、三十年，去问一个更远的问题：这孩子长大了，会不会更早得高血压、糖尿病？这个问题，光靠生殖医学回答不了，必须把遗传学、流行病学、生命早期编程的机制都搬进来，才能摸到答案。

　　这就是融合的力量。

　　如今，我们团队的触角已经伸得更远了。航天医学、人工智能、生物信息学、材料学——这些跟妇产科看起来相距甚远的领域，我们都“搭上了线”。我们建了浙江大学航天医学研究中心，建了医学遗传与发育研究院，建了国际医学健康研究院。团队的成果被世界卫生组织采纳，设立了“健康生命轨迹计划”。在国际上，我们有响亮的声音。

　　我常跟学生说：“医学不是一座孤岛。你只懂医学，就做不好医学。你得懂点工程、懂点算法、懂点数据，把前沿科技和临床需求融在一起，才能建起真正坚固的防线。”

　　现在，这份融合的智慧也在年轻一代身上开了花。他们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医学视角，而是主动拥抱大数据、材料学、信息科学，在医工交叉的浪潮中如鱼得水。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头顶上挂着多少头衔，大家心里最珍视的，始终是那句最朴素的话：“我是妇产科医生。”

　　这几个字，是王老师用一辈子刻进我们血脉里的烙印。

　　生生不息，繁花似锦。

　　这就是传承。

　　[1] “礼物婴儿”是指通过配子输卵管内移植而孕育、诞生的婴儿。因“配子输卵管内移植”的英文缩写为“GIFT”（礼物），与给不孕不育病人送上一份礼物契合，于是被称为“礼物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