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各门类中，传记文学门槛低，但想写好却难。门槛低，是因为传主生平事迹等皆有可循，写作者只须深挖广寻，觅得材料即可缝缀而成。写作难度高，是因传记文学并非纯粹的纪人纪事，它还需在人的精神、意志、心性、境界等方面，写出人物内在的丰饶。且传记不似虚构文字，可天马行空；它容不得虚构，故留给写作者的腾挪空间，全在见识、领悟与洞察。正是如此，传记比虚构文学写作难度高。

　　陈冠柏的《领潮：鲁冠球传》，煌煌50万言，为企业界风云人物鲁冠球作传。因传主的特别，《领潮》写作的难易处都极为分明。易处是鲁冠球的材料好搜集，毕竟是风云人物；难处还是因鲁冠球是风云人物，世人看到的都是鲁冠球的事功，是他的成就，但何以是鲁冠球？鲁冠球何以成为风云人物？作者既要载述鲁冠球一生的行事，还要加以论断，使读者知其人，晓其事，更要使读者知其为人，知其行事。

　　作为传记文学，陈冠柏写《领潮》，在材料上下了不少的功夫。阅读、采访、企业和田野调查，这些都是必备的。从作品完成度看，可看出陈冠柏材料做得极扎实。但材料归材料，能否写出好的传记文学，材料从来都是基础性的，写作者能否从材料和事实中建构出突出的传主形象，这才最重要。鲁冠球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时代。时代在风起云涌，潮起潮落，鲁冠球能成就不凡的功业，自然有与时代和时势的共振。这本鲁冠球的传记，陈冠柏给书起名就叫“领潮”。何谓“领潮”？如何“领潮”？于鲁冠球而言，“领潮”就是于时势有所见，且能独立于潮头。于陈冠柏而言，就是于时势有所见，且能以史家的眼力洞察、笔力表现出鲁冠球的“领潮”。陈冠柏上个世纪80年代便曾以报告文学作品名动一时。合写当时改革的风云人物步鑫生的《中国的回声》，曾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他的其他作品如《黑色的七月》《蔚蓝色的呼吸》等，皆曾产生广泛的影响。此后因其他原因,陈冠柏搁笔多年。如今再拾创作，胸臆、心境、见识，更加苍茫辽阔，笔力更为雄健。特别是早期陈冠柏的创作，就以其语言的精确、传神、生气勃勃而为人所称道，如今沉潜数年，陈冠柏的语言更显老道和富有表现力。

　　就《领潮》而言，陈冠柏写鲁冠球，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他把鲁冠球放在人与历史的坐标中去写，既突出描写鲁冠球的个性，写他的敏锐、果决、魄力、内敛、沉稳等，更写鲁冠球所处的时代特点，激荡、变革、创新、挑战、迂回等。时势成就英雄，英雄顺应时势。鲁冠球的成功，很显然就是英雄与时势互动的结果。没有英雄的禀赋和气质，就没有洞察、顺应时势的能力；没有外部的时势，纵是英雄，也终究会是“英雄气短”。陈冠柏的《领潮》，便是在英雄与时势的辩证中，写出鲁冠球风云激荡的壮阔人生。作品中有一段，写鲁冠球拍苍蝇很神，引申出一段“顺风”“逆风”的议论，其实就是谈时势和人的关系。谋事者，欲成事者，皆需看清风向，当顺势而为，鲁冠球就是看懂时势并能顺应时势的人。

　　作品分上、下两部。上、下半部的标题，分别是“改变”和“再改变”。这说明，陈冠柏写鲁冠球，是在“变”中观照鲁冠球。时代的风云变幻是大势的“变”，这个“变”是恒定，陈冠柏主要是在鲁冠球自身的“变”上下功夫，写鲁冠球对外部时势之变的回应，写他的“应变”。作品从开始，就在写鲁冠球的“变”，职业、身份、命运等，体制内外的几番折腾，直到万向节厂建立起来，这是鲁冠球在时势的潮流里的小“变”。此时之“变”，见出的是鲁冠球的灵敏、灵活、机智和果断。见出鲁冠球大视野、大格局、大智慧的“变”，是在万向企业由小变大，成为万向集团，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鲁冠球作为企业领导者，他的眼界、胸怀、定力、智慧，他的洞察力、分析力、决断力，决定着企业的每一步发展，决定着企业的未来和方向。他的性格、心性、情怀，决定着企业文化和企业的性格。传记文学的要义，就是以事见人。陈冠柏以诸多的故事、事件、细节，包括鲁冠球自己的日记、书信以及他人的回忆等，向读者展示出鲁冠球之所以成为企业界风云人物的人、情、事、理逻辑。

　　变，是鲁冠球成功的关键；不变，更是鲁冠球成功的关键。陈冠柏写鲁冠球，正是从变与不变的辩证，相反相成的两面去把握人物的。“从田野走向世界，从世界返回田野”，这是鲁冠球对自我和万向集团的概述。陈冠柏写鲁冠球，抓住的正是他的“田野意识”，这是鲁冠球的根本，是他的根性。田野意识首先是身份意识，鲁冠球企业做得再大，他始终不忘“田野”，不忘“农民”；“田野”是鲁冠球的根，是万向的根，是鲁冠球和万向的“来处”。“田野”也是大地，是生命，是乡土社会，是文化。有了这个根和来处，鲁冠球就有了精神的来处，万向也就有了企业文化和精神生命的来处。但鲁冠球也清楚地认识到，乡土社会和现代企业、农民和企业工人之间，有着从思维到观念等的根本差异，所以，鲁冠球提出“跳出农民观念，保持农民本质”这个说法。这是鲁冠球的超常之处，跳出农民看农民，跳出田野看田野，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需要超常的洞见和智慧，才能做得到。对鲁冠球来说，“田野”念兹在兹，既是心意、情感，更是战略，其实是为万向集团的后世立百年大计。世事无常，如波涛，有潮起必有潮灭，企业同样如此。而有了“田野”，企业就有了根，就有了应对无常的“有常”，就有了目标和生生不息的气机。

　　万向集团的发展壮大，是鲁冠球的“功”；陈冠柏写鲁冠球，不止于陈其功，更在立其德，立其精神。《领潮》中，写到鲁冠球的“11条军规”；十一个“不”只是鲁冠球自己列出来的，陈冠柏写鲁冠球，还写出了他的其他“不”，如不贪，不奢，不斗，不怒，不骄，等等。“11条军规”以及这一系列“不”，归结到一个字，就是“正”。这个“正”，是正道，是天地间的大道。有了这个“正”，才有一系列的“不”，才有鲁冠球和万向企业的成功。在作品中，陈冠柏特地开辟一章，题目就叫“守正”，写这个“正”字与鲁冠球的企业家精神的构建。陈冠柏甚至通过比较的方法，将鲁冠球与同时代的其他企业家，如禹作敏等并置在一起，禹作敏的张扬狂狷，与鲁冠球的沉稳内敛，既是企业家的个性差异，更是南北两种文化的差异。全书很多地方，陈冠柏似乎都有从地方文化中去挖掘鲁冠球成长为现代企业家的“地方”逻辑和文化逻辑，如浙东文化的务实、事功、理性、节制等。确实，统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浙江民营企业发达，全国领先，特别是浙东地区尤为发达，其中的文化逻辑和“地方”逻辑何在？这个恐怕是陈冠柏一本《领潮》回答不了的。但是在作品的下半部中，陈冠柏用不少的篇幅，写到鲁冠球的儿子鲁伟鼎对万向集团和万向文化的继承与革新。作品中，陈冠柏通过鲁冠球和鲁伟鼎的通信、对话等形式，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是那种地方文化根性、“田野”意识的绵延与传承。

　　其实，透过整部作品看，陈冠柏写鲁冠球，写万向集团的发展史，自始至终把握的核心就是“正”。这个“正”，守一而止，不偏不倚，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它通向个人，就是个人的德行；通向企业，就是企业的文化、企业的精神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在《领潮》这部传记中，陈冠柏多处写到鲁冠球的财富观。鲁冠球和万向集团的起步是为了摆脱贫困，但积累财富做大企业并非万向的目的。在万向集团提炼的“鲁冠球精神”中，最后一个词语就是“大同”。“大同”，才是鲁冠球财富观的核心。鲁冠球和万向的“大同”，不是社会理想和理念，而是实践。慈善、捐赠、办学，是小的“大同”。以“善”的姿态，通过自己的善举和社会行动，把自己的“善”外推向社会，弥合社会的贫富和阶层的差距，从而削减社会中人们的“仇富”和“嫌贫”心态，这才是鲁冠球和万向集团最终的追求。

　　陈冠柏的《领潮》，就是在“大同”的文化哲学和鲁冠球的生命哲学的高度，建构起鲁冠球的杰出生命人格，以文字的方式呈现了鲁冠球的非凡人生。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