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韵”，是两宋300多年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美学等多个层面进步发展的综合体现。

　　与雄踞东亚、疆域辽阔的唐代不同，宋代版图狭小。北宋边境经常遭侵扰，南渡后更是只有半壁江山。宋人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翻阅两宋文人的文集，不难发现其中饱含着浓烈的忧患意识。但忧患没有导致宋人的颓废，宋人在忧患中内省，譬如邵雍的“天人合一”、范仲淹的“忧乐观”。这些历经淬炼的、在自我精神境界上的内省，影响了整个宋代乃至后世。

　　内省的结果，不是单纯与收敛，更不是排他，我以《中庸》中的一句话来概括：“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广大”，有开放、大气的意思。比如北宋思想家张载曾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从广阔的宇宙空间与深远的历史时间中来确认人的社会角色。

　　“尽精微”，就是精细化。宋人的生活、学术思想、文艺作品等均具有精细化的特征，他们十分善于在闲情雅趣中发现精微巧妙。“道中庸”就是在一个命运共同中和而不同。宋代学派林立，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如王国维所说“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得益于求同存异的包容性。

　　再深挖一层，这一具有特殊气质的宋代文化，赖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士大夫治天下”的格局。

　　两宋时期，大量庶族平民进入政府各级机构。以科举制度为例，唐代每次取士不超30人；但仅就北宋而言，开科69次，共取士35612人，如果包括特奏名等，取士总数61000人，平均每年约为360人，南宋更多。赵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等都出身于平民或低级品官之家，此后却都成为宋代文官政府的核心人物。

　　作为读书人的士大夫具备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朝为官，他们扮演着政治主体的角色，以家国天下为终极关怀的目标；同时，他们又极大激发着经世济民的能量和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决定了时代的审美高度。

　　从这一角度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两宋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之一了。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