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床，坠楼导致多处器官损伤，重度昏迷3天！”

　　5月4日早上8时，宁波宁海第一医院重症ICU室副主任医生王平简单交接了危重病患的情况，跑向病床，等待他的是抢救生命赛道上又一场硬战。

　　作为我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队员，当天是王平援鄂归来后，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天。他换上白大褂，戴上口罩，这与在武汉抗疫时厚重而严实的防护服相比，已是“轻装上阵”，但他依然觉得肩上担子重千斤。

　　让心灵更强大

　　王平的ICU里有21张床，住了10多名病人，一天巡房下来，没有发现熟悉的面孔，“幸好，援鄂前的病人都已出院了。”

　　他换班后拿起手机时，又接到十几条陌生的短信。“王主任，你真勇敢，给你点赞！”“很佩服，欢迎凯旋归来”……每一条都让他心生坚韧。

　　勇敢背后，王平也曾深深恐惧过。他记得，当时他们一到武汉，所有人都做了同一个动作，换口罩，戴帽子。“你能感受到整个城市的阴霾。”

　　王平进入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ICU病房后，发现医护人员非常紧缺。每位医生要负责把患者趴过来做俯卧位通气、吸痰，还要把他们抬起来拍床旁胸片，这些工作让医生们跟病毒有了“亲密”接触。“我们不只怕自己被感染，更怕我们感染了无法去救治更多的人。”

　　可就是这样的压力倒逼着王平克服内心的恐惧——为了患者1%的希望，我们愿意付出100%的努力。就算休息的时候，他和战友们仍在微信群里讨论患者的治疗方案。“挽救病人是唯一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让我变得坚强而勇敢。”

　　“援鄂归来，大家都称呼我们为英雄，但其实我只是一名平凡的医生，和千千万万的医务工作者一样，我们的职责就是挽救生命、守护健康。”

　　让医术更精湛

　　在18床前，王平一守就是四五个小时。他边做床边胸片、床边B超检查，边用小本子记录着患者生命体征的监测数据。

　　“我想要建立精准化的数据记录机制，从而给病人最完善的医疗服务。”这是王平援鄂归来后一直琢磨的事情。他还利用休养时间，专门做了一份“ICU数据监测体系建设计划书”。

　　王平对口支援的是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ICU病房，收治的都是最危重的病人，每个人的生死转机就在一瞬间，不能有半点误差。

　　“如果可以预判得更好些，不让病情的恶化点或可能的并发症出现，那就好了！”预判需要很好的监测，所以在武汉时，哪怕再忙碌，他也坚持记录每名病人的数据变化。

　　有一次，王平通过几天的监测和数据反馈，判断出一名患者需要利尿治疗，排出7500毫升尿量，当时就有医生反对，认为这样会引起患者虚脱，他就拿出数据给大家分析，终于得到认可。3天后患者就拔管转科了。

　　“这让我更加意识到完备的数据监测体系的功效，如果把每个病患的几十项数据都集中在一个表格上，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动态以及指标间的相互影响，这样就算经验不足的年轻医生，也能作出更准确的判断。”王平把这个想法带回了宁波，但他知道，要做到精准化和个性化并不容易，需要完备的理论知识体系以及频繁的医学指标监测和分析体系的建立，所以他已申请去北京进修，希望能不断精进。

　　让医患更贴近

　　实际上，王平回到宁海的第三天，就已迫不及待往医院跑。

　　“经历了武汉的生死时速，我对生命时常有种紧迫感。”令王平记忆犹新的，是在武汉与同事的一次交接班，同事指着一张病床嘱咐了他3遍：这位患者的呼吸机纯氧下饱和度只有39%-40%，氧合指数20都不到。“病患的亲人都不在场，陪在他身边的只有我们。”王平立即去查看病人，并精心控制病情。奇迹发生了，王平下班时，病人的氧饱和度已升至接近70%，“我的眼泪涮一下就掉下来了。”王平说。

　　重症ICU室20床病患一进来就因为肺部损伤，高浓度吸氧饱和度不足50%，插管上了呼吸机。这个在ICU是最寻常不过的动作，却勾起了王平的记忆。

　　“在武汉时，重症病患大部分都需要插管。不过插管超过一周，就会用微创切开气管，不然长时间插管会损伤气管黏膜，容易引起别的并发症。”王平记得，当时接收了一名50岁左右的病患，王平多次跟他沟通，希望他坚持住，情况不恶化的话，可以不插管。“本以为他看到别人都上了呼吸机，只有他没有，会误解我们设备不足之类的，但没想到，多次耐心给他讲解后，他不仅百分之百配合我们，还说，在这里，无条件信任我们！”后来，这名病患康复出院，买了5台呼吸机和200副护目镜捐给医院，说要保护救治他的医生们。

　　“把生命希望交托给医生，是患者对医生的托付，而不放弃任何渺茫的希望，倾心救治，是医生对病患庄重的承诺。”回来后，王平总是提醒自己，沟通也是“治疗”，多些耐心，离患者近些、再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