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不仅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而且在社会建设、民生事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也有着不俗的业绩，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浙江之所以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群众“三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在于把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等看待、同等重视，而这得益于15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

　　浙江是改革开放的先发地区，也比其他地区更早遇到“成长的烦恼”，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就是应对“成长的烦恼”的有效机制，其中鼓励和调动群众参与将“为民作主”转变为“由民作主”，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使人民群众有获得感，更不一定有幸福感乃至安全感。群众没有“三感”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实践中是被动的，既没有表达的机会，也没有参与的机会。参与式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参与，而浙江省在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强调的也是参与。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目前在全国乃至世界有名的大企业，其经营者大多是白手起家的普通人；浙江出现大量小微企业，更有特色的是块状经济和产业集群，以及各种相配套的专业市场，这些都是浙江人民自发创造的。这种参与式经济，一方面使得作为发展主力的人民群众很有成就感，另一方面会产生共建共治共享效果，使得浙江经济在区域之间、阶层和群体之间、个体和家庭之间显得比较均衡。浙江是全国首个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是农村（常住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早破万元的省份，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这是在推进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下、在群众参与下取得的成绩。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参与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延伸。人们在收获了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自然会对社会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由此诞生了许多有浙江特色的群众参与式社会治理经验。象山“村民说事”的做法，被总结成干部群众围坐在一起，从说事、议事，到办事、评事，干部倾听村民呼声，村民监督干部办事，在当地得到广泛推广。此外还有宁海的“36条”经验、萧山的“皮毛法”等。这些做法都具备以下功能：第一，监督功能。让基层权力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防止权力滥用，防止侵害群众利益；第二，参与决策功能。让人民群众参与到重大决策之中，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决定。第三，激励功能。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人翁意识，引导他们通过积极参与维护自身利益，真正把公共事务当作自己的事情，改变过去那种干部干、百姓看、干好干坏都招骂的局面。

　　实践证明，只有参与式社会治理，才能解决政策执行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同时也能解决治理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信任不足的问题。浙江的参与式社会治理，得到广泛的民众参与和点赞，真正使得民生投入与民生需求有效对接，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而形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关系以及民众之间的互助互帮关系，强有力地推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需要注意的是，参与式社会治理表面上看起来比较简单，但做起来相当复杂，面临着一些制约和困境。首先，参与式社会治理要改变传统的自上而下治理理念。其次，参与式社会治理，触及权力的再分配，或者说政府部门需要让渡、下放一部分权力。再次，参与式社会治理是一个慢工出细活、久久为功的过程，与现行的考核制度可能存在差距乃至冲突。第四，参与式社会治理中制度建设尤为重要，需要专业技术和规范制度来保障治理效果。以“村民说事”来说，一方面需要一定的秩序和流程，尊重不同意见方和利益方，另一方面每个参与者也得有一定的表达能力和信息支持等。不论是党员干部还是人民群众，都需要一定的训练、培育，更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

　　总之，要把参与式社会治理建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制度，让人民群众养成重视参与、积极参与、科学参与的习惯，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从而使浙江省在新时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