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理论家布伦特尔在《戏剧的规律》一文中曾说，“一国戏剧兴起的时刻正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意志十分高昂的时候”。纵观中国戏剧史，亦如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话剧成为中国诸多艺术种类中，最活跃，最繁荣，最具现实性、战斗性和民众性的艺术。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舞台上很快就有两台大戏演出，一是1937年8月7日由上海剧作者协会集体创作演出的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另一台是1937年8月9日由田汉创作的大型话剧《卢沟桥》。两台戏演出后，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上海沦陷后，戏剧界人士迅速组成了13个抗日救亡演剧队，除少数几个留沪坚持对敌斗争外，多数都奔赴祖国各地，宣传抗日。创造了许多短小而通俗的演剧形式，如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灯剧和傀儡剧等，使得戏剧同广大民众结合在一起。

　　一位当时在沪考察中国戏剧的美国著名戏剧理论家评论说：“业余剧人表演艺术的高超与导演的优良，实予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我曾在各国看过不少戏剧，但我可以老实说，我在上海所见的话剧，可以列入我说看过的最好的戏剧中。”

　　抗战期间，全国逐渐形成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根据地话剧，以重庆、桂林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话剧，以上海为中心的孤岛及沦陷区话剧三大中心。在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抗敌剧社等话剧团队，演出了《带枪的人》《流寇队长》《抓壮丁》《马门教授》等剧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从1941年至1945年，共演出了话剧150台以上；在桂林，田汉、熊佛西等领导了西南的戏剧活动，1944年2月至5月，举行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有28个文艺团演出了40多台节目。

　　在这一时期，话剧从城市走向了工厂、农村，真正走向了大众。面对着民族存亡的危机，艺术家们增强了以艺术服务于抗战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他们走向工厂、农村、军营乃至战斗的前线，以话剧动员民众、宣传抗战、鼓舞士气，深受民众的欢迎。同时，在左翼戏剧家的指导下，在工人中组织、成立了很多“蓝衫剧团”，演出反映以工人生活为题材的话剧，使话剧在工人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抗战使话剧扩大了发展空间，同时也使话剧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获得了丰富的滋养。艺术家们每到一地，常常根据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所发生的故事创作话剧作品，演出后深受人民大众的欢迎。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田汉立即组织创作人员排演出活报剧《血战台儿庄》，大大鼓舞了全体官兵的抗战斗志。1939年，长沙会战取得胜利后，抗敌演剧第九队的艺术工作者又根据电影剧本改编成话剧《胜利进行曲》，去抗敌前线作慰问演出，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抗战促使话剧在艺术上走向成熟。如果说，曹禺的《雷雨》在1934年出现，标志着中国话剧在文本创作上的成熟还只是一个个案的话，那么，抗战时期话剧的成熟则是整体性的，其表现：一是创作好作品的作家多，出现了一批比较成熟的作家；二是从文本创作到舞台演出——包括导演、表演、舞台美术等各个方面——的成熟，尤其是历史剧的创作，出现了《屈原》、《天国春秋》、《法西斯细菌》、《棠棣之花》等一大批优秀剧目。抗敌演剧队也演出了一大批历史剧目，如《李秀成之死》、《前夜》、《飞将军》等，通过宣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斗争精神鼓舞全国民众的抗日士气。直到今天，抗战时期话剧创作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仍足以令后来者仰视，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个“黄金年代”。

　　（本报记者 李月红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