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月红

　　通讯员 舒也文 郑梦莹

　　从杭州江干区新塘路右转，沿严家弄前行100米。一扇铁门打开一片空旷之地，右侧矗立着一座江南风格建筑，夏衍旧居便在此：严家弄50号。

　　1900年，革命艺术家夏衍在这里出生。1920年，他从这里走向抗日战争革命，投入到左翼文坛，高擎文艺救亡的火炬，为我国艺术事业奉献终身。1995年，遵遗愿骨灰撒入钱塘江，终魂归故里。

　　作为一位有着多方面文学造诣的革命艺术家，抗战期间，是夏衍戏剧创作成就最高的时期。他一生共创作剧本25个，其中有19个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同时，在抗战时期，话剧在我国第一次得到最广泛的普及，成为这一时期最繁荣，最具现实性、战斗性和民众性的艺术，这其中夏衍有着特殊的贡献。

　　从1993年，经夏衍首肯，这里建起约50平方米的夏衍旧居。到2000年，杭州市和江干区人民政府共同出资，将旧居扩复建至1000平方米。至2002年，成立江干区夏衍研究会，每年结集出版最新研究成果。最近，占地4.29万平方米的夏衍文化街区正式进入规划批复阶段，其中附近将新增一座艺术剧场。在中国话剧艺术史上，夏衍如一粒星火，带领这门艺术播种传播、汇向燎原，见证着一个民族的救亡梦、强国梦和复兴梦。

　　时代使命：

　　团结进步力量，为抗战民族统一战线鼓与呼

　　8月初，晴空万里，记者走进夏衍旧居。恍若走进他的自传体小说《懒寻旧梦录》：八咏堂，蚕房，现代卧室——在这间房，夏衍写下这部长篇回忆录小说。旧居负责人关佳晶告诉我们，旧居正是按照这本小说进行复原的。

　　如今，这里多了一块展厅，进门中央竖立着夏衍半身塑像，厅内展示着夏衍一生为我国艺术事业做出的成绩和贡献。陈列柜中，放着他的剧本、生前衣物、纪念徽章等旧物。

　　时空仿若回到1937年。彼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风雨飘摇，37岁的夏衍高擎文艺救亡的火炬东奔西走。

　　那一年，在上海石库门一幢房子二楼，夏衍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总理亲切地询问了夏衍各方面的情况，很自然地对夏衍提出：抗日战争不可能很快结束，因此，夏衍今后要以著名文化人的身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统战工作。

　　“这是夏衍艺术生涯中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夏衍研究会理事童萃斌告诉记者。这次会面，决定了夏衍今后的戏剧创作方向是为我党团结更多的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

　　也正是在这一年，夏衍写出自己的第一部话剧代表作《上海屋檐下》。故事发生在黄梅时节，天气阴晴不定，如同当时的政治氛围“是单独抗日，还是统一战线联合抗日呢？”此时，夏衍剧作开始有意识地反映小人物对统战的态度。1980年代，此剧在上海被改编成电视剧，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今，该剧已成为长宁沪剧团广受欢迎的保留剧目。它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国现代艺术经典。

　　在夏衍看来，抗日战争期间，战士们在前线与敌人殊死搏斗，而文化工作者从事的工作就是心防，通过剧作、电影、新闻、小说、诗歌等与敌人斗争，争取民心，鼓舞士气。1940年，他创作《心防》，描写了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刘浩如，为了死守一条五百万人精神上的防线，留在上海“孤岛”组成了一支文化部队，与日本鬼子和汉奸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2年，重庆的话剧活动异常繁荣。彼时，重庆的两个科学家与夏衍聊天，谈及科学界有些人士不关心抗战事业，还美其名曰“科学与政治无关”。这对夏衍触动很大：科学、文艺不能离开政治而独立存在，尤其在民族危亡之际，戏剧应该有所表达！

　　在重庆北碚区一间靠山临江的小屋，一个多月后，《法西斯细菌》就诞生在这里。作品讲述的是俞实夫这位正直善良的细菌专家，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步步地从“科学与政治无关”的狭小天地中走出，最后投入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中，真实而富有说服力地写出了中国一部分“唯科学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艰难的心灵转折。

　　纵观抗战时期的夏衍戏剧创作，他是唯一一个与抗战历程同步创作的作家。在剧中他宣扬的基本都是：发动民众，抵抗外族侵略；斗争会有困难起伏，但坚持斗争的信念决不改变。从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与《上海屋檐下》、“七七事变”与《保卫卢沟桥》、“提高抗战必胜信心、抨击悲观主义”与《一年间》、“反对投降倾向”与《心防》、“跳出个人小圈子”与《愁城记》、以及反法西斯战争与《法西斯细菌》，一直到1945年抗战接近尾声与《芳草天涯》，这些作品与这场战争，不仅是紧密联系，而且是同步进行着，为我党的救亡事业争取更多民心。

　　艺术长青：

　　拒绝脸谱化，捧出清新丰富使人感动的作品

　　夏衍曾说，“我学写戏，完全是‘票友性质’，主要是为了宣传，和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表达一点自己对政治的看法。”

　　抗战期间，夏衍的戏剧创作并不止步于统战宣传需要。在更多时候，他也在自觉地探索戏剧艺术的提升。

　　1937年，当《上海屋檐下》创作出来时，夏衍在后记中这样写道，“这是我的第四个剧本，但也可以说是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在这以前，我很简单地把艺术看作是宣传的手段，引起我这种写作方法和写作态度之转变的，是因为读了曹禺的《雷雨》和《原野》。”

　　“抗日战争时期文化艺术的主旋律必然是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渴望自由民主的全民族的强烈意志；同时，夏衍也认为话剧艺术有自己特殊的艺术规律。” 童萃斌认为。

　　1941年，夏衍在《论上海现阶段的剧运》、《论剧本荒》、《戏剧抗战三年间》等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难剧运动”的主张。他希望借助一些表演难度较大、艺术风格较为复杂细腻的话剧的排演，来将中国话剧界的演、导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在他的剧作《法西斯细菌》里，一个非常有艺术前瞻性的结尾是：要俞实夫投入到临床医学的工作中，完全是战时条件使然，战争一结束，俞实夫就应该回到他原有的研究课题中去。这就是说，政治与科学研究不可分，但到底又不是一回事。

　　“这种分寸感的把握是很有必要的，也使得这部作品与在庸俗社会学层面上表现抗战的文学作品相比有了更高的艺术境界。” 童萃斌说，这是针对那些脱离现实，只满足于写些肤浅的宣传抗战的公式化倾向，夏衍自觉做出的艺术调整——公式、概念、面谱，是艺术工作者的不能妥协的敌人，必须挣脱这些东西，创造出清新丰富，使人感动的作品。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在那个特殊时期，夏衍对艺术自我提升的紧迫感恰恰是为了艺术更好地服务革命需要。1943年，夏衍在《论正规化》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艺术观点：剧运正处于由非职业化的爱美戏剧活动转为职业化的戏剧活动的“转型期”，戏剧演出应提升到文化审美层次的高度，提出必须建立一支“正规化”的表导演队伍。在技巧训练上，应该注重对基本技术的学习，从总体上提高演出的稳定性和艺术水准。

　　为此，这一年，夏衍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改编托尔斯泰作品《复活》。这是考验一个剧作家才气、功力、艺术技巧和思想深度的最好作品，夏衍觉得经过七八年的创作积累，是可以冒这场险的。他坚信，“学习使你们自己和人民血肉相关”，是作为和艺术家的第一义务。后来，这出剧的演出，也成为夏衍剧作中比较卖座的一部。

　　《论“戏德”》中，夏衍这样写道，“作为一个演员，可以有技术优劣，但不能有人格高下。在一个剧团中，一个‘明星’和一个龙套可以有不同的待遇，不同的生活，但在人生中，他们同样的有维持一个人的尊严的权利。在舞台上，他们有同样的在他们自己所担当的部分中发挥他们的才能，和完成他们的职责的机会。”

　　在那个烽火硝烟的年代，中国戏剧普及伊始，夏衍的这些观点似乎非常超前。但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读来，尤感亲切，深受启迪。作为一名革命艺术家，他自觉成长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探索更多符合人性、有温度的艺术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以毕生之力吹响时代前进的文艺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