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 厉以宁

　　“十二五”规划要注意的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靠低廉劳动力成本参与出口的时代从此结束了，我们应该靠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使我们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要加快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要做到工业强国以外，还要做到人力资源强国、人才强国；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背景下，现代服务业将会有好的发展时期。

　　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 戴相龙

　　建议国家加大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持力度。美国的政治中心在华盛顿，金融中心在纽约；日本、英国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都在首都。我国是金融交易中心在上海，金融管理中心在首都。我建议，超大型金融企业集团所属公司应更多设立在上海；同时，通过重组在上海发展国家超大型金融企业集团；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应改进管理方式，更好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贺铿

　　2011年我国所面临的形势与2010年所面临的形势相比可能更加复杂，更直白一点说，对于2011年，我对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担忧可能好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担忧。2010年，我们担心的是“二次探底”，2011年我担心的是出现经济滞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归根到底是各级政府要真正转变执政的理念，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而不要围绕一个GDP去做各种各样的努力。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曹远征

　　危机发生以后，2009年三季度各国经济复苏，但复苏步伐不一样，导致复苏政策不一样。所谓复苏步伐不一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复苏水平不一样，发展中国家是实质性复苏，而发达国家内部还是无就业增长复苏，美国的金融市场复苏了，欧洲现在依然有债务问题。复苏的期望和复苏的速度不完全一样，尽管复苏了，但是由于失业率高居不下，还需要更强的复苏政策。这些不一致，使全球面临一个所谓世界经济政策不平衡的风险。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 高培勇

　　至少可以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尽管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总格局是积极和稳健，但是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是反通胀，而并非是保增长。第二句话，2010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有点类似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对于200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我们的基本判断是明为积极，实为稳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樊纲

　　我个人一直赞成渐进升值，我不认为谁知道“一步到位”的“位”在什么地方，我也不赞成忽视那种可能性，就是你一步跳到一位，人家又要求你再跳一位，这种波动总会产生影响。在世界各种大宗商品物价上涨的背景下，适当的加快或者提前加快一些汇率的升值的浮动，也许有利于应对目前通胀压力，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和在宏观上保持经济的稳定，保持经济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理事、对外经济合作部原副部长 张祥

　　现在的全球化跟以往的全球化有所不一样，以往每次重大的经济危机或者转型的时候，总伴随着产业的转移，以前我们中国丧失了两次机会，使得我们在工业方面、在机制方面有很大问题，跟全球化有很大的关系。将来的全球化，是服务贸易的转移。服务业不仅仅是旅游、运输等。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 刘遵义

　　在增加出口的时候，中国其实更需要的是增加进口各类的商品，进口商品可以弥补国内的短缺，也会有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作用。国内短缺的时候，用进口来弥补这个市场，价格就不会大幅度上升。怎么样增加进口？可以大幅度降低关税，让很多进口变成直接进口，而不是经过其他地方来进口，鼓励海外旅游和海外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