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刚开始研究甲肝病毒时，困难多得不得了，没有足够的人，缺少设备。年三十晚上，我们跑到河北医学院借用电镜室，观察病毒是否被分离出来，年初一再坐火车赶回来。

　　那几年，为了分离病毒，整天与病人的粪便打交道，粪便样本塞满了两大低温冰箱。为什么毫无怨言？因为百姓深受黄疸肝炎之苦，有的一家五口都得病。

　　记忆中，我的童年就是在患病中度过的。老家江山当时无医无药，连镇上都没有正规医生。生病了，只能躺在床上自己扛。有的时候，病好了，一个学期都已经过去了。因此1951年从杭高毕业时，虽然我最喜欢物理和数学，但还是听从父母建议选择学医。

　　1970年在甘肃工作期间，我所体会到的农民的“贫病交加”，可能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翻山越岭一个多小时赶到病人家，发现她的病情根本不是我的药箱能解决的。守了一个晚上，病人在清晨去世，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都没有哭。因为两个孩子因缺碘得了克汀病，智障。而丈夫为了家里的3个病人，早已流干了眼泪。

　　这些经历，都是促使我不断进行医学研究的动因。甲肝病毒被分离出来后，1984年，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邀请，我前去美国做访问科学家，薪水是国内的100倍。可是一年后，我就毫不犹豫地回到祖国，继续从事甲肝疫苗的研发工作。

　　“忠于人民，忠于祖国”，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念头，我想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愫。